一九四八年二月，结束了在滕州的疗养之后，武大奎被正式任命为潢源县县委书记兼县长。

    潢源县在抗战之前就有***的地下组织活动，但党组织的领导人大多都是外面来的，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工作一直很难有效展开，有的刚刚熟悉情况，发展了部分积极分子入党，又被别人告密，或被捕牺牲，或闻讯逃离，上级再派人来重镇旗鼓，也很难健全党的组织网络，一些带着不纯动机入党的人，一见目的很难达到，脱党叛党甚至投敌的也不少。因此，潢源县在新政权建设方面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组织基础和干部人才储备。

    武大奎是一个屡次从死亡线上起死回生的命大之人。他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刚当上排长，就莫名其妙地卷进“AB团”，那夜他和其他认识和不认识的十几个连长、营长被扔到土坑活埋时，天突然下起了暴雨，行刑的人仓促填埋了一阵子就跑回去避雨了。那坑不深，他被五花大绑扔到人堆的最上面一层，那活人坟堆上的鲜土被雨一淋就冲得散开去了，武大奎也被雨激醒了，他看着身底下的人都窒息而死，就死命挪滚到死人坑上面的空地上喘着粗气，然后靠在一棵树上慢慢把绳子磨开，跑到老乡家换上便装又跑到罗荣桓的部队参军。他从普通战士干起，全程参与了五次反“围剿”战斗，跟随红军主力进行长征。在进攻甘肃哈达铺的战斗中，已经是副连长的武大奎在战斗结束的时候，被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一颗冷弹击中头部，子弹从左腮帮进、右腮帮出，后槽牙都被击碎，当场就昏死过去。哈达铺远离城市和交通要道，人烟稀少，驻敌不多，这场战斗没有任何悬念，整个参战部队就他一人受伤，加上红军要在此多休整一段时间，因此，红一方面军就把最好的医生和药品、器械都用来抢救武大奎。半个月后一拆线，大家都愣住了，原来头部上窄下宽显得有些憨厚木讷的武大奎牙床手术后，变得下颚紧缩英气逼人，尤其是腮两边的两个位置对称、大小如一的弹孔，痊愈后却成了不折不扣的两个漂亮的小酒窝。首长见着他打趣道：“你这小子，大难不死，脱胎换骨，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了，以后找媳妇条件就高了。”

    抗战开始后，武大奎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他随着罗荣桓、陈光一路从山西，转战到山东。

    一九三八年八月，武大奎已经是鲁豫皖支队第四大队的一个营长，大队长是梁兴初，政委就是后来危害苏北、鲁南数年的叛徒王宏鸣。四大队驻扎在微山湖以西的谷亭镇一带。

    这时，从上而下的“肃托（托洛茨基）运动”开始了。王宏鸣变得狰狞起来，他采取严刑逼供和上下左右互相株连的方法，在湖西地区和四大队疯狂捕人，不到一个月就有三百多人被冤杀。一直忠心耿耿、冲锋陷阵的武大奎也被以“托派”的名义逮捕了。

    晚上七点多，武大奎被捆绑得像个粽子一样从监房中带出，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和另外的一些冤魂告别人世了。经过一个窗口的时候，他听到有人喊他：“大奎！”他扭头一看，原来是一脸惊诧、面带泪水的大队长梁兴初，天哪，自己仰慕的首长也被捕了！武大奎一阵悲怆，这是怎么了？他对这么多年自己苦苦追求的革命产生了茫然和疑惑。大家都说红军能够在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中脱险生存，得益于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后*****主席的正确领导，得益于选定了长征的终极目标革命圣地延安。但延安是怎么找到的，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他武大奎心里最清楚。当初他在哈达铺受伤，就是跟随老首长梁兴初去攻打国民党的邮政局，打邮政局的目的就是去抢一些报纸书刊给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看，他们在长年的疲惫征战和撤离过程中，几乎与外界隔绝，中国国内形势都不清楚，更别提国外了。他当时受伤还没忘记不能让鲜血模糊了压在他身底的那捆报纸。就是身下的这捆报纸上，有一篇阎锡山的讲话训令，那是他命令自己的队伍要积极备战，开赴陕北去围剿那里的红军。*****从此才知道，在陕北还活跃着一支***的红军武装，那就是徐海东、刘志丹的陕北红军。因此，正处在茫然无助的这支疲惫之旅，终于有了前进的方向。

    当晚被执行的人有二十多个，有武大奎认识的四大队指战员，也有他不认识的湖西地区的地方干部，大家神色木然，步履蹒跚。没想到革命大半生，到头来却要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武大奎想了半天却突然笑了，自己已经多活好几年了，该知足了。当时被称作“AB团”成员的，死不也就死了么？平反管个屁？谁还知道你？看来革命队伍是真的不想要自己了，这可能就是天命，或者马克思本来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人。他也就释然了。

    行刑的时间原定在晚上八点。这天晚饭有些迟，武大奎就嚷着死了也不能做个饿死鬼，革命这么多年了，怎么也得吃顿饱饭再上路。行刑队的人枪杀自己的战友有些时日了，此时都有些麻木懈怠，早先的盲目义愤和革命激情也被恐惧和不解销蚀得差不多了，到底有多少“托派”？“托派”是什么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想必这些和他们朝夕相处的人也不会清楚。因此，他们就听任这些就要离开人世的昔日战友慢腾腾地享受着对生的留恋和死的恐惧，行刑时间不觉得拖延了半个多小时。

    这微不足道的半个多小时却救了武大奎他们的性命。这天下午，闻讯赶来搭救他们的115师罗荣桓政委从苍山赶到湖西刚好八点。

    “肃托运动”结束了，武大奎他们得救了。

    抗战胜利后，115师大多数将士随罗荣桓等首长奔赴东北，开辟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武大奎所在的团却被并入山东野战军，就是后来的华东野战军。到一九四六年底，武大奎已是解放军的一名副团长。

    一九四七年三月。华东野战军在潢源以南发起了旨在一举歼灭朝秦暮楚的当代吕布郝鹏举叛军的讨逆战役。武大奎带领他的团和死命突围的郝鹏举的警卫团血战两小时，双方伤亡惨重，武大奎的左腿被炸伤。他拖着一条伤腿，硬是把突围的敌人给打回围子内，还拉来一门步兵炮，托平炮口对着围子平射，众多工事土崩瓦解。郝鹏举待援无望，只好乖乖投降。当郝鹏举执意要看看是谁打败他的亡命御林军警卫团时，武大奎已昏死在炮座上。

    全师上下都叫他“武大炮”。

    师首长和鲁中南地委的领导宣布完任命后对武大奎说，“潢源虽然解放了，但这里的基层政权并不过硬，群众基础也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扎实巩固，主要是民风有问题。你是个老革命，你为革命解放事业不惜身家性命。把潢源交给你，我们都放心!”

    武大奎拐着腿一个敬礼，“首长放心，老子背着头颅跟毛主席干革命，把三座大山都快推翻了，还怕这民风我改不过来？我会把部队的好传统带到地方，先把基层政权建立健全，把战斗堡垒建设好，我就不信，他们比投降过来的国民党官兵还难改造？”

    和武大奎同时到任的还有一位漂亮的女机要员林萍，她是从青岛大学毕业不久参军的。师首长意味深长地对他俩说：“你们两个到潢源后，要互相体贴帮助。大奎同志，小林我交给你是一个人，这人数只能多，不能少。小林哪，你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林萍脸一红，她心知肚明，组织让她随武大奎到潢源，就是要她嫁给他。武大奎除了腿部受伤落下残疾，还有就是年龄比自己大十岁，但他英气逼人，他的经历和地位，对胸怀着革命英雄主义情结的林萍还是有十分巨大的吸引力的。

    为政之要是先搭班子，否则潢源这么大的一个舞台靠几个人来演戏，最后非唱塌台不可。但潢源的历史建制根本无法借鉴，保甲制废除后，闾长的工作又无人能够代替，之前这里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团体和组织，更谈不上有健全的党的组织了，因此也就没有可直接拿来沿用的组织网络。组织部长张驰是地委新派来的一个知识分子，在白区长期以教书为职业从事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文质彬彬地一副书生相，衣服就是洗得发白也要用装着开水的搪瓷缸子熨烫得不带褶皱，挺括的鼻梁上戴着一副白框眼睛，整天梳着一个三七开的分头，用水抹得油光鉴亮，武大奎常批评他的头发“跌死苍蝇滑倒蚊子，怎么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因此对张弛提出的参照沂蒙地区一些县的组织建制来规划潢源的建议不屑一顾，说他是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人家是革命老区，党员人数多，群众基础好，党的号召一呼百应，他们创造的那套经验根本不符合潢源县的县情，像这样的落后地区，就必须用部队的建制来规划地方，用军事化的手段来治理潢源。

    宣传部长万通和公安局长赵虎也都是从外面调过来的，他们的资历都没法和武大奎相比，对武大奎的意见他们和张驰一样，也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只好面面相觑，服从他的决策。他们带着民政科长，按武大奎的设想，把全县划成四个大区，每个区又划出五个乡，乡里又分成六个大片，每片由若干个村组成，基本和部队的团、营、连、排的建制差不多。在干部的配备和任命上，除了区委一级的领导有过脱产工作经历，其他的都是在本地选拔。组织部还抽调了一些人成立了特别工作组，对抗战以来所有有过革命经历的人进行了一次大排查，一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做过民兵队长、农救会长、青救会长、妇救会主任、儿童团长的人，只要和工作组的人熟悉，又有参加工作的意愿，大都被推到领导岗位，只要有领导介绍推荐，群众拥护，历史上没有通敌嫌疑和奸、盗、霸恶行的，都可进入干部序列。

    武大奎又通过调查摸底，向上级要求，凡是在外县工作的潢源籍干部，都要返回潢源以加强潢源的干部队伍，他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知根知底的本地人作干部主体，他纵是有三头六臂，也很难把潢源治理好。

    他的这些请求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支持，徐恒达、鲁玉林等一批潢源籍的干部纷纷从潍坊、菏泽等地调回潢源。武大奎便委以重任，让他二人分别担任谷阴区和山阳区这两个大区的区委书记。这二人都有较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到任后先从组织建设入手，摸底子，定位子，搭班子，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鲁玉林定的选拔干部标准是“村长不出村，乡长不出乡，政治不带伤，作风不**，政治不反动，拥护***”。武大奎认为这才符合潢源县情，就在全县推广开来。

    但也有找不出干部人选的地方。清河区在李家埠本村怎么也找不到一个人适合做村长，这里盗窃成风，连五更天正烙煎饼的妇女，一听到门外有过路的行人，就赶紧熄掉鏖子底下正烧的柴火，叫醒丈夫把行人的行囊给短了下来。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多走十里路，不走李家埠。”对这样的落后地区，武大奎再三强调，凡是有偷盗行为的就是政治带伤的，决不能当乡村干部，这样老百姓会骂我们和国民党没有什么区别，但也不能从外面调派，当地人还是要有当地人治理。最后，区里报了一个村长人选，武大奎问道：“这个人没有偷过东西？”区委书记说：“全村都排查过了，就他比较清白，最适合干了。”

    武大奎不悦，“什么叫比较清白？是不是也偷过东西？”

    来人讪讪道：“也就偷过两头牛。”

    武大奎气得破口大骂，“他奶奶的，是你们工作不细还是那里真是贼窝？”就亲自带人去调查摸底，结论和区里的报告是一致的，只好悻悻地同意了区里的安排。

    各级组织健全后，张驰和万通则坚持必须对各级领导进行政策教育和领导方法的培训，决不能让老百姓认为这些村长和保长一样只会要东西，更不能让村长只顾催粮催草忙于事务，要充分发挥他们的领导才能和组织作用。武大奎本来不以为然，他觉得各级组织健全后，应该马上投入到其他地区早就开展过的减租减息和反奸诉苦运动运动中，但他看到县委的其他人都支持培训教育，也就没再坚持。他给教育培训定下调子，即高效和速成，每期不能超过五天，他还开了学习培训的内容目录，主要是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共中央的《土地法大纲》。

    培训班共办了三期，每次都有二三百人，会场放在龙潭镇的关帝庙里。那时没有扩音设备，几百人聚到一起乱哄哄的，大家都叼着旱烟袋，光线又暗，只见烟雾缭绕一片火星，每期的动员报告都是武大奎来做，然后就由张驰、万通、赵虎等人辅导，底下这些人大多是文盲，任你讲得口干舌燥，下边也不知所云，急等着散会吃顿好饭。

    培训班结束后，武大奎笑着问张驰他们：“觉得办班效果怎样？”他们的嗓子早就哑了，张驰咕哝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武大奎说：“别说他们坐不住，连我一听这些长篇大论眼皮都打架。你们等着看吧，只要是涉及土地等切身利益的，他们的积极性就上来了。”县委就召开了反奸诉苦动员大会，要求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更深入彻底的土地改革，将地主、富农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分配。区乡村的干部就带着一帮手下信得过的亲戚朋友，挥舞“红漆大棍”，先找与自己有隙的富户开刀。反奸诉苦、分田地的土改复查运动在潢源县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