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故乡，一个让他梦绕神牵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与他的童年、少年生活息息相关。弗洛伊德曾说：“童年或少年时代的阅历构成了一个人生命情结的本源，构成了一个核心意象，此后一生中，这个人的精神永远在追寻童年种下的梦幻，或者在寻找童年丢下的东西。”对于刘仁前来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河”就是他的精神原乡，那正是他一生中成长的关键时期。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代表作家刘仁前，纵观其三十多年的创作，从短篇小说集《香河风情》、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到新近出版的这部系列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他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香河”，这个让他徘徊难舍的地方，他反复申说，要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要“为我的故乡，为故乡死去和活着的乡亲们”书写故乡，书写“香河”，正如他在小说集《香河纪事》题记中所说：“向生我养我的故乡奉上痛彻心扉的爱。”正是带着这样复杂的深情爱意，刘仁前以摇曳多姿的创作建构起供奉人性的“香河”，勾勒出“里下河风情的全息图”，成了香河世界忠实的守望者。

    《香河纪事》由15篇短篇小说组成，它们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呈现出香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历史和生活在这段历史中的人。它不同于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不是全景式表现香河四十多年来的历史变迁以及人物跌宕起伏命运，而是选取农耕时代生活的横切面，着力点不在故事本身，它留心的是香河的风土人情、微不足道的农事经验，那些生活中看似平凡甚至卑微视角下的人性瞬间。这些小说里既有对香河观察和雕刻，同时借助诗意的想象，表达了香河人对未来的期盼。可以说，《香河纪事》是对长篇小说《香河》的重写和超越。

    从《香河纪事》里每篇小说命名和内容来看，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主要反映香河人日常农事活动，在四季农事耕作中表现香河人原生态生活和波澜起伏的命运，比如《拔菜籽》《开秧门》《栽棉花》《开夜工》《看场》《罱河泥》；二是主要反映香河基层政治运作模式，比如《喊工》《上“大型”》《缴公粮》《大队部》《文娱宣传队》《村小》，由此展现国家政治治理与乡土道德规范之间微妙张力，凸现民间传统伦理的力量；三是支撑香河人日常生活的需求，展现乡村贤人在香河人生活中的份量和地位，比如《大瓦屋》《代销店》《豆腐坊》。从分类来看，刘仁前是想把香河这个地方作为乡土中国的微观缩影来写，可见刘仁前的野心和用心。

    但小说究竟如何呈现那一段被许多人遗忘的生活与历史？恐怕不是以上小说分类所能规范了的。一个作家的艺术积累与生活积累背后，内心潜伏的对文学的认知、立场、情感以及最终抵达的地方。刘仁前与香河这片地、这些人是血肉相关的，对香河充满了感情，寄托了自己的哀戚、悲悯和希望。他进入生活的肌理深处，以方言、散文体推进小说，以地方和语言作为本体和方法，极其耐心地叙述香河的风土人情，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生活方式以及婚丧嫁娶的仪式，弥漫日常生活的劳作号子、小淮调、秧歌调以及男男女女的嬉笑怒骂，感情深沉而真挚。小说《拔菜籽》一开始就以照顾人心的方式介绍了香河这地方的与众不同，许多小说里儿女悲欢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上才得以展开：

    姑娘家的肚子被搞大，自家的媳妇被别个男人睡了，这样的事情，一如夏日的麦田、菜籽地，不断发生着，上演着。有人说，香河这一带有点儿乱。香河的村民们不觉得。乱？有不乱的地方么？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乡土社会中个人的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两者所以合，那是因为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这就是刘仁前看待香河的视角，或者说刘仁前认识世界人生的一种价值取向，也是香河儿女生存的舆论空间。从人性层面、伦理层面来考量，刘仁前似乎更倾向于前者。这一视点，显然与里下河文学旗手汪曾祺的《大淖记事》里关于“大淖”的叙述构成了对话关系。刘仁前从人道立场出发，认为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都不是道德君子的感情所能左右，健康的人性是不带任何功利束缚，应该自然而然的发生，自然而然地结束。在表现道德之美上，当代其他作家也许更有立场，更有道德色彩，但他们没有显示出比刘仁前更多的美和更多的说服力。桑塔格对此说道 ：“艺术中的道德美——如人的身体美——是极其容易消失的”。“道德美易于迅速衰败，转眼就化作了警句格言或不合时宜之物”，这种衰败，有的作家健在时就赶上了他。其实，无论时代怎么变，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似乎是恒定不变的。刘仁前在《香河纪事》里所展现的人性美、人情美是会长久流传下去的，美的东西都会永远流传下去。

    在《喊工》中，“芝麻粉”小队长每天清晨的喊工声，自然体现鲜明的乡村治理权力，但真正主宰乡村人物命运的，确是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民间伦理力量。即便贵为一队之长的祥大少，因哑巴婆娘不能生子，在人面前也抬不起头来。后来因借腹生子不成，哑巴婆娘不堪虐待吊死了，祥大少家“走水”了，人们满村也找不到祥大少，只发现了一只空酒瓶和他命根子似的半导体。半导体开着，是秦香莲的声音——

    把你比作父，不认二娇生。

    把你比作子，不孝二双亲。

    把你比作禽。无翅又无翎。

    这淮调准确传达出的就是香河人赖以生存的日常伦理准则，现代文明也许无法理解香河人，香河人依靠自己的生活习俗和生存方式建立了自己的基本道德秩序，这些道德监控更多的来自民间文化传统的力量，它们承担着本土化的道德功课。

    在《开秧门》中，外面再怎么“轰轰烈烈”，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传统开秧门仪式仍然在香河村保留下来，仪式主要参与者是村上辈分最高者柳安然、村上女性辈分最高者三奶奶，以及香河村最高统治者大队支书张香元。香河村人没有觉得什么不妥，他们自然而和谐地组合在一起，神圣庄严美妙，真实揭示出乡村治理力量微妙的耦合和平衡。仪式过后，插秧号子就在田间响起：

    田头哥哥秧担儿悠，

    田中妹妹把眼瞅。

    蓝花白花玉兰花儿开呀，

    嗯呀哦吱呻，呻呀，呻儿，多风流。

    我的情哥哥，

    嗯呀哟，呀得儿喂。

    青年男女的爱情在繁忙的农事劳作中随着插秧号子的对唱自然产生，没有任何功利算计色彩，香河人质朴自然的民歌，给日常劳作人生增加了诗意美和人情美。这样的乡村仪式，这样的小淮调和劳动号子，这样的劳作背景，才与香河人诗意生活相匹配，这才是他们的生存基调。从这里，可以看出刘仁前对于隐于民间，渗透在生活中的善与美的发现、再现与礼赞。

    有时作为叙事人的刘仁前，会情不自禁地以类似宋元话本里说话人的口吻，不厌其烦地介绍乡村随季节变化的农事常识、生存技艺和文娱宣传活动，譬如拔菜籽、开秧门、栽棉花、罱河泥、开夜工；譬如快板书、崴花船、滚莲湘、舞龙；譬如代销店各种买卖方式、豆腐坊各种操作等等。有些读者或许觉得叙述者在这里介绍地方性知识有点冗长，打断了故事叙述节奏，有碍故事叙述的流畅和凝练，影响读者阅读的效果，其实，这确确是刘仁前一以贯之坚持的地方。因为，这些看似地方性知识是建立在关于世界的认知层面的，经过小说家艺术的穿透和烛照，变换了表达的说来话长和旨归，借助于类似考古学的“发掘”或“发现”，与小说里描写的人与生活发酵，并发生化合作用，与小说的文体融为一体，成为小说血肉相连的一部分，亦已成为小说里人物生存的背景和看取世界与人生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也不要忽视作者在这里是弘扬故乡“泰州学派”“百姓日用是道”的主张，也是向“扬州学派”考据主张致敬的生动实践，更是一种自觉的被生活和文学验证的美学追求。

    人永远是生活的主角。小说自然重点关心的是人，人的变化，人的前途。《香河纪事》以暗含柳家两代人命运为主要结构故事的线索，描写了生活在香河一隅的儿女们，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挣扎彷徨。小说详实描写了柳安然、柳春雨、柳春耕、祥大少、阿根伙、陆根水、王先生、二侉子、张香元、谭宽厚、柳翠云、琴丫头、杨雪花、三奶奶、香玉、来娣子、鸭子等众多香河儿女形象，为香河儿女们树立了精神雕像，也形塑了一个时代。在香河世界里，没有所谓的绝对好人，也没有所谓的绝对坏人。即使是香元支书，凭借权力，可以让柳春雨做或不做小学代课教师，也可以随意睡香河村的女人，但他并不胡作非为，与被睡的女人之间，也不是没有点儿情感，甚至在宅基地规划分配上，与公社领导发生冲突，从实际出发，坚持为老百姓说话。即使青春勃发的柳春雨，面对琴丫头、杨雪花爱情时，也会被世俗所主宰，也有为家庭考虑的犹豫与彷徨。在刻画这些人物形象时浸透了作者的人格和感情，其中女性形象刻画更为出彩。有为家庭忍辱负重的香玉、来娣子，有主动追求爱情，不惧风言风语的美丽善良、坚忍勤劳的琴丫头、杨雪花，有冲破世俗、为爱主动做单身妈妈的水妹，这些女性人物就像缓缓流淌的香河流水一样，曲折自然、淳朴美丽、温柔宁静。

    不仅如此，小说在刻画人物形象同时，重点探讨了性爱和死亡两个关乎生存的重要话题。小说里关于男女性爱有不同的形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意蕴，甚至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暧昧，但无一不充分展示了香河儿女的人性美、人情美。香元支书与香玉、来娣子体现更多是乡村权力对女性的征服，当然，也有女性为改变自身与家庭命运的主动臣服；柳春雨、柳春耕、杨雪花，因相亲乌龙导致柳春耕离家出走，客观使柳春耕成了离开香河的第一人，也为他日后返乡造桥埋下了伏笔。柳春雨、陆根水、杨雪花、琴丫头是小说里最为浓墨重彩描写的四角或者应加上柳春耕为五角连环爱情纠葛，尽管柳春雨与琴丫头相爱，但陆根水以强暴的手段得到了琴丫头，柳春雨也就顺势娶了杨雪花，这里有命运捉弄的成分，也与香河人对待爱情婚姻处理的传统方式有关。水妹与进修同学不顾一切的爱，为了心爱的人今后的发展，主动离开，未婚生下所爱人的孩子。鸭子因丈夫二侉子不能生育，向小叔子阿根伙借种，从而借出感情，引发二侉子离家出走东北；祥大少因哑巴婆娘不能生育，想向香玉借腹生子，因香元支书的插入而失败，最后夫妇双双上吊自杀；这两起都是因为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道德伦理下演绎的荒唐悲剧，几乎在三十多年前的里下河村村上演。当然也有三奶奶与王先生的爱，穿越时空，经受生活风霜雪雨，仍然不变的一往情深。这些不同形式的爱，展示了普通生命里所蕴藏的丰润与疏朗，它有理性的、道德的质询，又有血缘的、命运的喟叹。  

    当然，在具体描写这些性爱时，更多采取的是象征和意会的描绘。凡是表现美好的性爱，比如柳春雨与琴丫头的性爱，都是在美好的开放的风景里展开，在这里自然风景也成了人的感情的一部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了。且看《开秧门》中的具体描写：

    小小的船舱里。似从荡子里跃入了两条大鱼，离了水之后，翻腾不息，扑通作响。

    苇丛间，隐约之中，似可见那只小船，在乌巾荡上，时而剧烈地抖动，里面舒缓地荡漾。

    时不时有几只飞鸟，叽叽喳喳地叫着，从小船上空飞过，叫声依旧悦耳，动听。

    这种隐喻性的描写，容易勾起不同人对性爱饶有意味的怀想。

    死亡永远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从开篇《喊工》里祥大少死开始，《大瓦屋》三奶奶与王先生的死，到尾篇《豆腐坊》里主人柳安然的死。死亡在小说里成为香河生存选择的一个说明、注脚，其实，死亡的负担更多放在活着的人们身上。不妨来看小说的具体描写香河一代乡贤柳安然的死，颇具隐喻意味：

    香河的南岸，亦有众多村民为柳老先生送行。村民们望着送葬船上高高的白幛，在寒风中飘拂，耳中不时传来呜咽的器乐声，哀婉，忧伤。他们一直瞻望着，目送柳老先生离开村庄，离开香河。

    香河潺潺流淌，水面上不时有几只无名小鸟飞过，一支吹奏着哀乐的送葬船队，缓缓地沿香河向垛田驶去……

    这是否昭示着农耕时代的结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就要来临？

    一般来说，长篇小说以情节来推动叙事，短篇小说以细节来推动叙事。《香河纪事》正是靠着细节来推动故事的发展。小说通过精确的细节叙述，来表现人的生活或人性不确定的状态，作为一种美学追求，《香河纪事》某些篇目在内在意蕴上的不确定性，很多时候体现在作家对人的可能性生存状态的探讨之中。在具体叙述时从第三人称全知的限制视角，又转为小说里人物视角，同时也用上了作者的眼睛和语言。人是常人，事是常事，在常人常事因细节和叙述方式转换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况味。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抒》里说“只要关于某个角色的故事，叙述就似乎想要把自己围绕那个角色折起来，想要融入那个角色，想要呈现出他或她思考和言谈方式。一个小说家的全知很快就成了一种秘密的分享，这就叫‘自由间接体’，小说家们还经它起了许多浑名，什么‘紧密第三人称’，什么‘进到角色生活’”。其实，还是沈从文先生说得好，就是“贴着人物写”。《喊工》中祥大少从不离身的“半导体”，一方面表现出他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也表现他浸淫传统文化之深。因此，才有他虐待不能生育的哑巴婆娘，导致最后双双自杀的悲剧，在叙述转换轮回中反映乡村伦理对人性的戕害。《大瓦屋》借“两块铜板”就交代了三奶奶执着又悲剧的一生。十四岁时做童养媳，因听戏文开了心窍，没等圆房就成了一个妇人：

    婆婆在剥三丫头衣服时，并没有什么异常发现。只有两块铜板，从三丫头衣袋里抖落出来，随着当啷当啷两声，蹦在石磙上，响声刺耳，如钢针穿心。三丫头，心在滴血。

    但三丫头没受到其他特殊处罚，在香河人看来，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以后，三丫头经过漫长一生，圆房，生儿育女，丈夫去世，变成了三奶奶，儿女婚姻风波，导致最后撒手人寰：

    王先生在帮忙将三奶奶遗体移离病床时，从她手里掉下两块铜板来，当啷——当啷——在地面上转动着，雪亮雪亮的，极刺眼。王先生立马弯下颇为沉重的身体，尽力想捡起，结果一个失重，整个人栽倒在三奶奶床下，再也没能醒来。

    小说没有议论和抒情，文字简省凝练，叙述视角自然转换，但三奶奶与王先生一世情缘跃然纸上。这里没有过激的举动，也没有凶残的人物，但悲剧却无法阻止地发生了。是物质生活的匮乏，还是人物自身的伦理责任，我们也说不清楚，说不明白。但是王先生与三奶奶的爱情是美的，在香河会一代代传颂的。作者正是用一颗蔼然仁者之心叙述这里发生的一切。

    对于刘仁前来说，《香河纪事》不仅是一段历史的复活，更是一块富有想象力的画布，他可以在上面探索人性，探索时代与人的关系，探索乡土中国独特的前景。他也许想的更多是这块土地，这个民族的过去和未来。然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刘仁前为何着意在当下反复言说那段时期故乡的历史与人，恐怕不仅仅与他的故乡情结有关。在当下流动的现代社会里，时代变迁的节奏加快，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急速变化，人们对现代化普遍充满渴望，但又恐惧传统文化与身份的丢失，这是当下人们一种现实情绪的真实投射。阿兰·巴迪欧在《存在与事件》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甚至有些混乱的时代中，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断裂和连续不能仅仅用一个词来理解。”许多凝聚美好文化传统的人事物景快速消逝了，刘仁前从故乡历史和人物身上发现许多当下日益消失的珍贵品格和传统，立意借“过去”与“当前”对照，重新审视和发现民间伦理的价值，探索个体在大时代的命运，进而寻找到自己精神和文化上的根，来解决当代人虚幻浮躁的精神症候和道德困境，抚慰人心，重建我们的民族文化和品格，重塑我们现代中国人。正是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刘仁前的小说提供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镜像”，延续了以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等人为代表的伟大现代文学传统，在不断书写故乡中，发现故乡，进而发现诗意澎湃的乡土中国。

    2020年2月22日于盂城

    附注：刘仁前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2019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