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香河”之名源自何处？是您家乡就有这么一条河吗？

    刘：不是，我的老家没有一条河叫“香河”，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在我的记忆里，家乡的河流是有气味的，是一种香气，这种“香”是生活在村子里的人们的喜怒哀乐，是自然散发出的最本质的东西。起名“香河”其实是蕴含的一种深意。

    记者：那么，“浮城”、“残月”两部小说名也蕴含着深意？

    刘：对，《浮城》中，主人公工作的地点在楚县，是一座浮于水上漂浮不定的小城，说明县城根基不牢固。同时，也是暗含主人公柳成荫的仕途不牢固，一路坎坷。

    《残月》中，每个人的价值取向、衡量标准全部单一化，只有一个字“钱”，财富代表了一切，其他所谓道德观、人生观通通屏蔽。可见，这是一个“残缺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社会中的人是“残疾人”。同时，故事发生的地点到了一个叫“月城”的地方，所以取名“残月”。

    记者：从《香河》到《浮城》再到《残月》，您想通过这“三部曲”表达何种文学思想？

    刘：《香河》描写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化水乡的淳朴风情，展现了一幅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画卷。在那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美好的生态保持着最自然的风光。对于《香河》，我抱有的是一份浓厚的怀旧心理。

    《浮城》中，时间已经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物也从乡村跳到了城市，虽然矛盾冲突、情感纠葛，还是与父辈们类似，但大环境变了。我对主人公柳成荫是持同情态度，他想实现父辈的期望“学而优则仕”，有所作为，但同时，我也想鞭挞破坏环境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那些正在逝去的物事做一次反思。

    终结篇《残月》，已来到当下，主人公柳永从城市到了都市，他的成长已经完全脱离祖辈们的成长轨迹，将祖辈们的期望完全打碎，崇尚金钱至上，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演绎自己残缺的人生。可以说，这部作品的批判性更强，直面当下所谓的潮流、普遍的急功近利，反映人性的裂变、困境、挣扎与守望。同时，也在思考，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有没有丢失了什么？

    记者：对于家乡的描写，大多作家会不吝溢美之词，而您却反其道行之，《残月》作为“香河三部曲”的终结篇，故事“画面”并不那么美好，甚至有些灰暗，您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您又为何给小说留下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尾呢？

    刘：在写《残月》时，我并没有按照传统审美，选择读者期盼的“大团圆”结局，而是批判当下社会芸芸众生的“残缺人生”，这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影射，也是对道德评判标准的一种修正。

    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我的家乡，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用警醒和反思来表达对家乡最真诚的爱，或者说，是从另一个角度倡导正能量。我一直坚持“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同样也包括把那些丢失的、遭受破坏的东西告诉读者，让我们一同来反思，为什么当初我们极力想留住一个不消失的原始乡村，现在却消失了？为什么很多原生态美景现在只有在生态园区才能看到？那些本应保有的所在为何都盆景化了？

    至于小说结局，我选择了一种开放式的，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残月》这部小说中，人物的情感是丰富又荒芜的，命运的变化、取舍，左右抉择的因素太多，就留给读者一个想象空间吧，让读者去续写他心中想要的那样一种结局，未尝不好。

    记者：我们知道，您的小说细腻抒情，被评论家称为“苏北里下河风情的全息图”，那么，里下河的乡村伦理对您的为人和为文有怎样的影响？

    刘：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具有自然文化内涵与社会学意义的文学母题，不仅揭示了怎样养一方人的秘密，而且也点出了养一方什么样的人的主题。具体而言，在里下河乡村伦理的影响之下，包括我在内的众多里下河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充满了一种温情与暖意，他们的笔下没有“至善”也没有“至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没有十全十美，也没有十恶不赦，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泰州晚报》2015年1月25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