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觉得自己的写作一定是和里下河有关吗？

    答：我的第一篇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就是写里下河地域三个极普通、极常见的农民，他们分别是“祥大少”、“谭驼子”和“二侉子”。小说得到了陈建功先生的充分肯定，认为传统的白描手法未可轻弃也。也是第一次有人把我的作品和汪曾祺先生联系在了一起。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直到现在，我始终坚持着自己“香河”文学地理的打造。读过长篇小说《香河》的读者一定知道，“香河”就是里下河大地上一条寻常的小河，我的笔触几十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条河的流域，我也一直在“经营”着这条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一个把自己浸泡在里下河的作家。我所叙述的故事，我所描写的场景，我所塑造的人物，我所营造的氛围，无不打上了里下河的印记。

    问：在当地写作，又与里下河有关，你觉得写作会不会有障碍？比如涉及到某些难免让人对号入座的人与事。

    答：就通常情况而言，一般人会认为，在当地写作或多或少都会觉得有些障碍，正如你所说的，难免要涉及到某些让人“对号入座”的人与事。然，就我个人的写作而言，倒没有觉得在当地写作且又与里下河有关会有什么障碍。陈建功先生在点评我早期的小说《故里人物三记》时就曾说过，一看就知道，不是闭门杜撰的。事实也是如此。无论长篇小说《香河》、《浮城》，还是其他作品《谎媒》、《冤家》、《香河女》等等，其中的人物都会有一些乡亲们的影子，有些故事在一定地域范围都还有一定知晓度。但是，我决不会照搬直移这些素材，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创作而对自己的乡亲们构成某种伤害。这牵涉到个人的创作理念问题。正如姜广平先生在评价《香河》和《浮城》时，用“以水润德”与“似水柔情”来界定作品的人物塑造，认为小说呈现出的是一种“悲悯笔意”。

    问：一部与故乡有关的作品出来，有了反响，你最享受的是哪部分？

    答：我还是用实例来说吧，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香河》面世，在故乡引起的反响可以用“热烈”来描述。不少我所熟悉的人（有的是朋友，有的就只是熟人）打电话给我，说读《香河》是要读两遍的，一遍用普通话读，第二遍用兴化话读。我写作《香河》的用意十分明了，我把它写在了书的扉页上：“谨以此书献给生我养我的故乡，献给故乡死去的和活着的乡亲们”。所以，家乡人能如此喜爱这部作品，我的内心是非常开心的。后来泰州电台将《香河》录制成了长篇方言连播小说，更是激起了家乡人的兴趣。又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是为了收听《香河》，小收音机都替我送出去好几个。我只能笑着表示感谢。这样一部作品，无疑也引起了方方面面专家和媒体的关注，江苏省作协和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还专门召开了研讨会，对他们为《香河》所做的这些，我当然也心怀感谢。但实在说来，我还是更看重家乡人的议论和看法，他们如此喜欢《香河》，愿意在茶余饭后谈论《香河》，甚至来一点善意的“对号入座”，我都很开心。正如汪政先生在“文学对身边人的意义”一文中所说，“没到过江苏里下河地区的人可能对刘仁前还比较陌生，但到过这些地方的人就会吃惊于他的写作对这里的人们、这里的读者的影响。刘仁前就在他们身边，他就在他们当中写作，更重要的是，刘仁前笔下的文学世界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看到了乡里乡亲，看到了自己。”

    问：如果给你选择可以走可以留，你觉得留下还是离开更利于你的写作？

    答：这个问题，对于我其实只能是个假想。走与留，剔除其他因素，就目前里下河作家群体里的作家而言，无疑走出去的作家成就明显要高于留下来的坚守本土的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离开才能更好的回来，而留下必然会有某些局限，这无用回避。我个人的写作经常采用一种回望的姿态，陈建功先生曾经说过我小说中有一种“远距离的观照”。这种回望或远距离的观照，实际上也是一种“走”，一种“离开”，让自己与笔下所叙写的一切进行一种“拉伸”，以求更好的考察、思考和把握。因而，就我个人看来，离开更有利于自己的写作。我本人目前，处于一种“半离开”状态。

    （本文发表于2013年11月26日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