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定刘仁前的长篇小说《香河》的地位，非我所能，那要有对长篇小说创作总体情况的了解才行。然而，就我对《香河》的粗浅的阅读，我觉得这本书具有相当正规的文学品位。这是说，《香河》继承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正宗传统。这个传统的第一要义，是现实主义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作者面对生活，面对历史，面对人民，也面对未来。

    人们注意到刘仁前在文学风格上自觉汲取了沈从文、汪曾祺，这是对的；但我认为，还应当想到柳青、孙犁、周立波这些作家，更早的还应当想到鲁迅、茅盾、叶圣陶这些人。是他们把中国的农民作为文学的主人翁写进文学，把中国的农村作为文学描写的生活对象，并且因此提高了中国文学本身的品位而有了中国现代文学。

    刘仁前这本三十二万字的长篇小说，正是以一定时期一定农村的农民作为观照和表现对象的。那主要是七十年代后期、尾声稍涉八十年代前期的苏中地区农村，作者指明了是兴化乡下。推算下来，这其实是作者青少年记忆中的农村，而这抹不去的生活记忆，便在他心中酝酿成了文学。这生活记忆，不是黑暗的，更不是“妖魔化”的。人们活着、爱着、苦着，也欢乐着和希望着，在他们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如今这样真实而负责地写出一定的历史生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而刘仁前直面生活，直率表现生活，就做到了真实不虚，为《香河》的文学品位奠定了坚实的颠扑不破的基础，也对他的“死去与活着的乡亲”们，尽了自己的所能。刘仁前是一个有“根”的作家。

    刘仁前笔下看似信手拈来的许多农民，都真真切切，似乎全然用不着虚构，用不着“典型化”，一个个活生生带着水乡的气息，各具特性，各有自己的生活内容，而又都处在当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环境之中。人物的真切，也是《香河》遵循文学现实主义原则的重要标志。赵本夫序中对这些农民列数了好多，并皆冠以定语，说明是认真阅读了这本书，且深有感动和理解。

    生活的真实，人物的真实，还有生活氛围（社会与自然）、历史文化（乡情民俗）的真实，这一切构成了这本书的现实主义真实性。作者深爱他的家乡，用最美的笔触描写那里的水、那里的田、那里的一草一木，并且融进他的人物的气息和故事里去，有如空气阳光一样环绕、笼罩着他笔下那些人物，这是很难得的，也不是刻意能求的，是自然而然。这“自然”二字，也是《香河》一书可贵的文学品位之所在。

    如果把《香河》里的人物及其故事去掉，《香河》就是一部充满真情的优美散文。这样说的意思是，刘仁前有意把小说与散文结合在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而且获得了成功。小说，则写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散文则写围绕着人物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两副笔墨交汇成一部长篇，而作者是一气挥成，并无滞碍，才情所在，也是兴化水乡的天赋所在吧？

    艺术的自觉在于，刘仁前散文式地布置下他的众多人物时，众星拱月地有主角和主线跃动其中，就是柳春雨与琴丫头的爱情悲剧，加上杨雪花，形成了一个三角的关系，而贯穿全书。柳、琴二人的爱情被描写得纯朴、热烈而感人。他还描写了许多农民的两性关系，却不是性的展览和媚俗徕众，而是生活真实性的另外多面的表现，作者只不过把这些从生活的看不见的地方给我们揭示出来而已。无庸讳言，如今文学的“潮流”之一，就是性描写；在电视等大众媒体上，庸陋媚俗的儿女私情也占了大半。我们当然很难指责，而只是觉得需要引导。刘仁前能在这上头遵循着生活的真实，而不过份卖弄和浪费才情，已经体现着文学的自觉。有人曾经提出，作家写书时应该考虑到不让自己将来在儿女面前脸红，这样的一种要求，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当今的作者和读者接受，看来还当拭目以待。

    刘仁前喜欢在叙事中加括号，而在括号里对方言土语、民情风俗加以解释，生怕读者不能理解，他力求使之成为他的文学要素。但我以为这是不必要的，多数也是不成功的，而且从事方言土语研究的专家会指出许多的问题来。最主要的是，这样打断了阅读，使文章气断。其实，这一问题在《香河》一书中越到后来越少些，越在写得文气浩荡时越少。我想，如果再版时作者能尽量把这些为方言土语、民情风俗作说明的文字去掉，不管是加了括号的，还是没有加括号的，尽可能来个净化，那这部书将更为完美，而不至于使一部份读者碰到这些括号就叹息着放下了书，其实书中精彩之处正多，他们却可能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