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原指动物、植物、矿物等实物。这些实物经过各种科学处理，可以长久保存，并尽量保持原貌，藉以提供作为展览、示范、考证及其他各种研究之用。文学标本的意义在于，作品文本保存了特定区域某种历史文化原貌，其文学因素往往超出文本研究范围而成为审美因素，使得文学图景呈现出别样的历史文化图景并成为典型的同类题材的文学样本。

    毋庸置疑，研究里下河文学流派，绕不开刘仁前创作的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香河》《浮城》《残月》）。对此，丁帆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在我所了解到的中国百年文学史中，能够用长篇小说来描写苏北里下河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者，刘仁前算是第一人。”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香河》，“从整体的文学艺术品质来说，《香河》也是‘三部曲’中最好的一部。”[1] 仔细研读《香河》，一种浪漫、粗犷、温馨和原生态美感扑面而来。刘仁前打破小说固有模式，不求情节曲折，只求散点透视，在不动声色的庸常生活叙述中刻画人物。他运用散文笔调和诗意表达，叙写乡景、乡俗、乡民，运笔自如；抒发乡情、乡风、乡恋，浑然天成。该书既延续了中国经典乡土小说的某种辉煌，又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判断和艺术创新，以其原汁原味的童年记忆、地理空间和风俗画卷，实现了文学态势从单声部一元化到多声部复调化的转换，影响着里下河文学流派话语的嬗变和转化，为我们研究里下河文学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标本。

    原始、率真的里下河文学童年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以小说《受戒》复出文坛，师从乃师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细腻、清新、温婉，又融入了里下河风情的风趣、幽默、洒脱，自成一家，如石破天惊，风靡文坛，遂成里下河文学流派一代宗师。由于长期远离故乡，汪曾祺小说中里下河历史记忆更多的是童年记忆。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说中少男少女纯真美好的爱情，那如水般澄澈温柔的感情往往不受任何习俗的羁绊，在特有的婚恋风俗中，他们勇敢地爱着、恨着、活着。随后30多年来，一大批里下河籍作家，如曹文轩、黄蓓佳、毕飞宇、祁智、鲁敏、朱辉、刘仁前、庞余亮、刘春龙、顾坚等人，或多或少地受汪曾祺艺术风格的影响，不约而同地开启了里下河历史的童年记忆。因其出生于斯，童年生长于斯，虽然他们的故事情节、行文手法各有千秋，但自然背景、语言表达则大同小异。如此，便自然而然地汇聚成引人注目的里下河文学作家群。

    刘仁前的家乡兴化与汪曾祺家乡高邮毗邻，同属里下河地区。里下河地域自然风景似童话般绚丽，乡民品性如儿童般纯真，使得里下河文学中的童年记忆如鱼得水，如影随形。在这种背景之下，刘仁前的《香河》横空出世，自觉参与了里下河历史的童年记忆。童年经验作为人生经验的源头，对人的一生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文学创作往往与作家童年经验密切相关。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童年回忆’、‘儿童视角’在揭示人的精神世界方面的特殊作用，它提供了人认识自身的新的视角，也提供了表现人的精神现象的新的艺术手段。”［2］刘仁前在故乡度过了美好童年，童年作为他的生命起点，印象深刻，终生难忘，所以《香河》留下了童年生活难以磨灭的印记，童年经验的内化内容或外化形式，都明显镌刻上“率真意识”烙印。这种“率真意识”，与一些经典作家的童年经验烙印，如海明威的“死亡意识”、川端康成的“孤儿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孤独意识”，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在刘仁前笔下，香河村人都有一种儿童式的率直和纯真。他们热情、爽朗、淳朴、简单，与人为善，与世无争，活得很开心，活得很实在。正因为如此，《香河》的童年记忆，在创作心理、主题意蕴、意象营造等方面，就构建出多层次的意义丰饶的阐释空间。

    童年记忆的文学意义，就在于刘仁前对过往的童年时代所进行的历史性、生命意义上的情感体验。《香河》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童心”、“真心”，纯朴天真，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完全超越了世俗的功利目的。不少故事情节和景物描写都是从儿童视角来展现的，仿佛万花筒一般绚丽多姿。诸如风车、田螺、麻花、粽箬、歪歪儿、虎头鲨、换糖的、锔锅的、炸炒米的、唱道情的，等等。乡村的童年生活真是纯真烂漫、无忧无虑。而这些带着童年美好记忆的物事，更使香河这一片诗意的土地令人着迷。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深谙故乡先贤施耐庵《水浒传》艺术真谛的刘仁前，没有将这种纯真烂漫、无忧无虑，仅仅为表现童年而表现童年，而是由童年之根孕育成香河村人性格特征的参天大树。明代泰州学派一代宗师李贽评点《水浒传》，在众多英雄人物中，鲁智深和李逵的性格最为直爽、率真，最具真性情，也最能集中体现李贽“童心说”理论。鲁智深的率性而为，李逵的自然天真，在香河村村民中比比皆是。《香河》告诉我们，打开家门，便能见到“谭驼子”、“二侉子”、“祥大少”们，每到中饭市晚饭市便捧着蓝花大海碗，碗里装着胡萝卜子饭，还有苋菜馉、螺螺蚬子之类。蹲在家门口吃的有，串着门子吃的有。边吃饭边谈天说地，南说江北说海，荤的蠢的张口便来。哪怕是丢下饭碗就上床，也是常有的事。他们活得真实，活得洒脱，无遮无拦，无拘无束，率性而为，自然天真。即便是普通妇女也是如此，抑或比男人更加决绝与果敢。柳翠云在劳动中架不住小伙伴的挑衅，竟然意气冲动，脱了上衣，赤裸了胸脯，不惜招受骂名，甘为千夫所指，甚至不惜自寻短见，也要出这一口恶气，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泼辣刚烈，快意恩仇，令人肃然起敬；来娣子在香元身上用情太深，明知香元“嫔妃”无数，也要一意孤行，无怨无悔，并坦言自己最大的美梦就是跟香元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种质朴淳厚,卑微到尘埃里的情爱，令人唏嘘不已……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往事并不如烟，纯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以及香河村村民纯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生活态度，已经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文明的浸入而渐行渐远，甚至被外面世界残酷的现实碾得粉碎而烟消云散。只能让生命开成一朵又一朵莲花，漂浮在遥远的故乡的香河之上。可见，香河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文学地理概念,更是刘仁前心灵深处挥掸不去的永远的温暖和怀想。

    童年记忆的文学意义，还在于童年和故乡是刘仁前的精神乐园和栖息地,通过回忆,呈现出里下河地区一种不可多得的美。童年时期震颤灵魂的记忆，形成深层次的内心体验和情感基调，刘仁前在《香河》中将对童年故乡家园的追忆作为一种精神慰藉。一是自然风光的美。香河村原型来自故乡兴化，属于水网地带，出门见水，无船不行。河道野藤般乱缠，有河必有村，有村必有河。水乡泽国，异样情调，美不胜收，给人一种新奇感和神秘感。二是日常生活的美。对孩子而言，“香河，成了这帮细猴子的天然浴场，成了他们的水上乐园。”对青年男女而言，田野、芦苇荡、河堤、墒沟，木船，也变成了他们谈情说爱的场所。天地悠悠，食色性也，他们是香河村最为性感的身体呼吸。香河的子孙，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他们的灵魂与自然融为一体，谱写新的令人惊艳的世俗的古老的美丽的神话。三是童年精神的美。童年精神的核心是万物有灵，天人合一，快乐与自由。刘仁前将童年叙事作为塑造成人的一种铺垫，还将童年精神作为香河村人一种代代相传的基因密码。他清醒地意识到：“只研究成人，就不可能认识到成人何以为成人，它的灵与肉的发展状态和过程是什么。所以，要认识成人，就不能漏掉对儿童的认识。”［3］为此，《香河》的童年精神，不仅表现在一群小孩子追逐着换糖的吴麻子打打闹闹或者唱唱童谣小调取笑，也不仅表现在小伙伴们在田野中过家家、捉迷藏或者钻进水中摸歪歪儿、逮虾儿、掏螃蟹、摸鱼儿，更为重要的是，童年精神已经悄悄地注入到香河村几代人的生命血液中。

    值得一提的是，刘仁前将万物有灵、天人合一、快乐与自由的童年精神倾注在《香河》的每一个角落，直抵人的最柔软的心灵深处。不仅叙写了香河村民与自然在对抗中的统一，同时也展现了它们在交融中的共生，并在此层面上探讨了大自然所具有的诗意与家园的意义，特别是写活了香河对村民心灵的涤荡，以及对人性真善美的召唤。柳安然、三奶奶与王先生是香河最老的一代，年轻时也曾轰轰烈烈地恋爱过，然而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香元、谭驼子、祥大少、香玉、来娣子等是中年一代，他们儿女情长的火焰还在忽明忽暗中闪烁，并或多或少影响与纠缠着下一代；柳春雨、水妹子、琴丫头、翠云、阿根伙、柳春耕、黑菜瓜、陆根水、阿桂等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正在体味一种方式原始的游戏——“狩猎的性与性的狩猎”。琴丫头最先捕获了这种诱人的气息；柳春雨与琴丫头，一种毫无惊险的爱情对位；琴丫头与陆耕水，一个绝对意外的奸污事件；杨雪花与柳春雨，一个潜在的性赌注；他们彼此博弈又相互追逐……这就是《香河》的爱情游戏与情爱逻辑。他们矗立在香河的河岸上，目光中投射出一种百年的孤寂与内心的反叛。它是作家刘仁前在时间的网络中为我们编织的情爱迷宫。［4］柳成荫、陆小英、谭赛虎等则更为年轻，他们在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日子里相互嬉戏、爱慕、呵护，也必将摩擦出情爱的火花。他们必将走出香河，但他们走不出香河人万物有灵、天人合一、快乐与自由的童年精神，似水柔情与豪气干云将如影随形陪伴他们终生。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走天涯。至此可以说，我们可以窥见刘仁前对故土历史怀有一种特殊的复杂情感，童年记忆是一种情感慰藉，香河村是一个快乐老家，以此呈现出他的悲悯情怀和文化批判意识，呈现出他对故乡家园热切的精神守望。

    温暖、繁茂的里下河文学地理空间

    文学地理空间建构，是作家在作品中流露的自然观察和地理空间认知。这些认知往往与作家观念和视界相关，蕴含着作家创作目标，也体现着创作主体审美价值取向。自“五四”以降，中国乡土小说叙事，往往用非历史方式建构文学地理空间。从鲁迅阴郁的“狼子村”，到浩然明朗的“艳阳天”，它们以一种多元话语姿态，言说历史乡土和乡土历史。现代中国影像从乡土文学中亦慢慢由模糊混沌到清晰凸显。新时期以来，从李锐对吕梁山区文化的反思，到贾平凹、陈忠实对秦川文化的坚守；从莫言对高密东北乡民间生活的痴恋,到阎连科对耙耧山农村人生的苦难诉说……不同地域的作家，在各自土地上建构着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里下河文学作家作品的字里行间，浸淫着里下河河湖港汊的旖旎风光、日常生活和民间文化，高擎回归自然、回归真善美的大旗，蔚然成风，蔚为壮观。于是，“里下河”作为文学地理空间，也就呼之欲出，水到渠成。

    这种呼之欲出，水到渠成，如果将“五四”启蒙乡土小说作为参照系，便可看出刘仁前《香河》独特的艺术贡献。启蒙乡土作家对乡村的发现与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提出的风景的发现极为相似。柄谷行人用“风景的发现”这一比喻试图探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他认为“所谓艺术不仅存在于对象物之中，还在于打破成见开启新思想即除旧布新之中。”［5］也就是说，乡村空间原本是一个自在自为的客观世界，而对于乡村空间的书写与表达则是被外来目光注视的结果，因目光不同，造成书写各异。在启蒙乡土文学中，乡村风景充满了无法救治的荒凉与颓废。通过风景描写，传达出对乡土社会无可救药的绝望感，企图从旧传统里毫不留恋地破茧而出。而刘仁前在汲取启蒙乡土文学丰富营养的同时，保持着足够的警醒和一定的扬弃。与启蒙乡土文学文学地理空间充满无可救药的荒凉与颓废不同，《香河》所建构的文学地理空间充满了栩栩如生的温暖与繁茂。

    一是温暖与繁茂的河流。里下河不是一条河，是里下河地域的总称。该地区位于江苏省中部，西起里运河，东至串场河，北自苏北灌溉总渠，南抵新通扬运河，属江苏省沿海江滩湖洼平原的一部分。里下河水乡，河流密布，川流不息，滋润着淳朴善良的人们。因此，里下河地区的作家，往往都有千丝万缕的河流的记忆。譬如，汪曾祺的小说，尤其是写家乡高邮的小说，往往都发生在水边。汪曾祺曾经说过：“我的小说常以水为背景……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泱泱水气，人的性格亦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6］譬如，《大淖记事》、《受戒》、《鸡鸭名家》等小说的背景，都笼罩着浓浓的水意。和汪曾祺家乡高邮一样，刘仁前的家乡兴化，古称昭阳，又名楚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此地为里下河腹部，地势低平，河网纵横交错。于是，刘仁前构思《香河》，不以情节取胜，仿佛潺潺流水，任其自然流淌，香河村也为此氤氲着灵动的音韵和温暖的爱意：“好大的芦苇荡噢！满眼尽是芦苇子。碧绿碧绿的一大片，铺向天边，没边没际的样子。阔阔的苇叶在微风里摆动着，唦唦唦地作响。小鸟贴着芦苇叶子上下飞舞着，知名儿的，不知名儿的，这儿一群，那儿一趟，追着，逐着，叽叽啾啾的叫，蛮悦耳的。不时，有几只燕子剪水而落，停在芦荡边的浅滩上，啄些新泥，之后，飞到人家屋梁上去，辛勤地建造自己的窝……”在刘仁前构建的自然地理空间里，“河”清且“香”兮。以“香”出奇制胜，以“香”独树一帜。日出日落，花开花落，河水蒸腾，“万类霜天竞自由”，遂形成一种散漫的、迷离的、温暖的、香喷喷的湿热雾团。“香”从何而来？这种“香”，因为劳作，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和芦苇荡中飞鸟一样，香河村上的人们辛勤耕耘，生生不息,使人们倍加感到生命的美好。这种“香”，因为爱情，散发着荷尔蒙的气息。它是大自然散发出的最本质的东西。“香河”蕴含着一种深意，看似叙述里下河生态环境中以主人公柳春雨为主线的年轻人逐步成长的水乡爱情故事，其实借香河写出了一个年代一个地域的年轮与沧桑，写出了迷人的风光、古朴的民俗、纯真的情爱、诡异的命运、挣扎的人性、悲悯的情怀……正如张碧晨在《年轮》中吟唱的那样：“圆圈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树木的年轮，有着斑斓的色彩，无规则的组合，初看吸引眼球，细看平淡，再看有哲理，似乎到了见花不是花的境界，香河村的年轻人的年轮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此说来，“香河”就顺理成章地演绎为小说中一个亲切的、灵动的、多变的、美丽而又忧伤的文学形象和文学地理空间。

    二是温暖与繁茂的乡民。人是自然的产物，从古到今，自然不仅为人类提供生命的物质资源，也滋养着人的精神与心灵，人类的心理结构中也就有了许多与自然相对应、相契合的地方。在刘仁前《香河》中，古老的楚水文化，封闭的乡村环境，川流不息的河流，使香河人长期保持着对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特别是河流的亲近之情、迷恋之感和敬畏之心，并且铸就了香河乡民的善良、悲悯、义气和与世无争的温暖的品格。“香河”又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的空间，但这是一个雨水充沛、万物生长并且万物疯长的空间，是一个人们熟悉的空间或熟悉的人们没有裂缝的整体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的乡民拥有一个自由的肉身，又拥有一个精力旺盛、天真烂漫、无所顾忌的肉身。这个空间是一个没有被现代化所浸染，如画的、诗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与人之间是透明的、亲密的、热情洋溢的，没有隔阂的，因而是温暖的。在刘仁前的描述中，乡村空间是文学作品以牧歌式的方式给我们创造的一方人类生活的净土，为我们的精神还乡提供了便利。刘仁前出生于乡村，即使后来走出乡村，在城市做了文化官员，也没有忘记哺育他成长的那片热土和那些乡民。这种农民身份的认同，使他既没有介入政治的欲望，也不试图去审视乡民贫乏的灵魂，他更多的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去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香河》记录了上世纪70年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间以及这个时代对乡民的精神影响。刘仁前叙写乡民的独特之处，在于始终凝结着浓郁的生命意识，并始终坚持用这浓郁的生命意识来传达他对乡土社会的生命关切。他的生命之根深植于乡土，乡民的一切巨波微澜、喜怒哀乐，都毫无遗漏地进入他的心灵，流淌在他的笔底。《香河》以主人公柳春雨为主线，讲述了他的父辈和子女以及身边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其中，三奶奶与王先生，柳春雨与琴丫头、杨雪花，香元与来娣子、香玉，柳成荫与陆小英……小说呈现出很多不同样式的两性关系。他们的故事没有多少悬念和传奇性，刘仁前通过这些人物却生动地写出了普通的、常见的人情世态，抽丝剥茧般地写出了乡村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情理，逼真摹神地写出了乡村社会人情和喜怒哀乐，并深情地抚 摸着当时还似乎处于原始状态的乡村社会肌理，无论是光滑的、粗糙的，还是规则的、不规则的。这就是刘仁前小说所具备的良好的真实性和艺术质感。没有宏大叙事，没有大起大合，有的只是家长里短，人间烟火。乡村风景弥漫着尘土的荷尔蒙味道的暗香。村头外，香河边，芳草碧连天。男耕女织，男欢女爱，自给自足，自娱自乐，乡民的情愫繁茂得像水乡垜田春天的金黄菜花一样野蛮生长。而《香河》中别样的风情、风土、风物，使人仿佛看到沈从文《边城》风光在里下河地区重现，又别有一番惊鸿一瞥的全新天地。如此说来，《香河》是刘仁前在故乡的土地上建构了一种精神家园，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精神还乡，更是一次情深意长的精神回归之旅。

    安详、软和的里下河文学风俗画卷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周作人就在《地方与文艺》中，针对文学界新涌现的“乡土小说”概念化的弊端进行了批判，认为那些虚假的、效仿的、不自然的作品,不管它是新是旧,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究其缘故，在于它没有真实的个性。周作人敏锐地指出，乡土作家笔下的的风土人情、风俗面貌等“土气息泥滋味”，必须“透过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正的思想与文艺”,这才是真正的地方性。[7]作为有情义的赤子和有良知的作家，刘仁前身处城市，眷恋故里，将“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他的脉搏,深深地渗透进处女作《香河》中。

    与“土气息泥滋味”相呼应的是，刘仁前在小说中不刻意谋篇布局，也不刻意设置悬念，而是采用传统的中国画散点透视法构思全书。散点透视法不拘泥于一个视点，它是多视点的。在表现景物时，它可以将焦点透视表现的近大远小的景物，用多视点处理成平列的同等大小的景物，比较充分地表现空间跨度比较大的景物的方方面面。这是传统中国画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如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表现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百姓生活和风俗画卷的旷世之作。

    如果将《香河》与《清明上河图》相比照，不难发现，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到广阔的原野、静静的河流、喧闹的县城，小到木船上的钉铆、杂货店里的小商品、学校课本上的文字，和谐地组织成统一的整体。村民们的世俗生活构成了《香河》的主线。随着作者笔触的展开，那具有浓郁的里下河风情的河边小村尽收眼底。村民们活得极实在，极细致，有滋有味，令人向往不已。写小说的，故事只是“形”，便味同嚼蜡。要有“意”，“形”才能活起来，如能使读者得“意”忘“形”者，才是高手。读过《香河》，留在读者脑海中的,也许只有那一弯缓缓的河水，一处静静的村落，一群纯朴的村民, 还有那别样的风情、风景、风土、风物。在这些风土人情的风俗画卷中，携带了一种蓬勃的、野生的、自在的创造力，彰显出一种原始的、本真的、圆融的生命力。乡土小说描摹地域民俗风情和对乡土生活美的揭示深度，标示着乡土小说质量的高低。在这方面，刘仁前展现了非凡的生活积淀和创作功底。

    和《清明上河图》一样，《香河》对于不为一般“高人雅士”重视的“市井细民”的生活，怀有相当深厚的感情和极为广泛而精到的了解。在《香河》中，刘仁前很少直接描写物质生活的贫困,再匮乏的现实生活,他也能在“苦中味甘”式的民俗描写中找到乡村生活的无穷趣味。但很多时候,贫困还是很倔犟地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给田园牧歌式的温馨欢乐的生活笼罩上淡淡的感伤色彩。刘仁前以里下河地域农村文化生态系统为创作背景,《香河》开篇，便用诗意盎然的笔调介绍香河村：“这是一条长水，从上游的县城流出来。一路缓缓的流着，淌着，不晓得转了多少个湾子，拐了多少个汊子，那般潺潺地流进香河村。再往下，打个陡湾，水流略微急了一些，汩汩地涌进一大片荡子。水，涌进荡子之后，便绿了许多，悠然了许多。”与此同时，刘仁前运用极富情致的笔墨，描摹民俗风情。繁文缛节的婚丧嫁娶，趣味盎然的民谚俚语，俏皮欢快的民歌童谣，七荤八素的乡民话语，滋味鲜嫩的乡土菜食，顺应时节的农事活动，知书达理的一代乡绅等等，都滋生在香河这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春夏秋冬，四时八节，延续着亘古不变的习俗。逢满栽秧，遇事占卜，逢节祭祀，五月裹粽，中秋送礼；说媒、望亲、订婚、迎娶、闹洞房……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组成了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全部民俗事象和民俗传统，在香河风尚形成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些礼义廉耻、长幼有序、乐善好施、诚实守信、知恩图报等美好风尚引领村庄主流，而男女暧昧、为人狡黠、明哲保身、信神弄鬼、权力崇拜等不良风气也颇有一定市场。刘仁前就是这样，不给人物贴标签，不以一事论短长。立体化地写活了香河这个闭塞乡村中的庸常生活、食色男女与混沌迷离、人性挣扎，展示了乡土小说民间性文化特点与地域性文化审美品格。

    在《香河》中，刘仁前还擅长运用民谣和近乎口语化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推进情节，设置冲突，写人状物，惟妙惟肖。在运用民谣方面，随手拈来，收放自如。譬如抽烟：“公社干部两边分，大队支书四脚奔，生产队长吃八分，广大社员烟窝闷。”没有丝毫激愤之语，但当时干部群众纸烟档次跃然纸上，对不平等的世俗社会也在戏谑的民谣中形象地展现出来了。再譬如调情：“哥你约妹到地头，未曾开口先动手，不是为妹不依你，可肯跟妹到白头。”这是大姑娘带着嗔怪的口气哼唱的，面带娇羞，半推半就，大胆中夹持着矜持，缠绵中伴随着担忧，小儿女之态，如水之柔情，勾勒了一幅如痴如醉的乡村儿女调情图。在运用口语化语言方面，如“噇”（毫无节制地大吃大喝）、“男将”（男人）、“女将”（女人）、“刚桑”（吵架）、“落头”（地方）、“昆棒”（结实）、“看乔了”（看不起）、神气大碌咕的（假聪明）……俯拾皆是，不胜枚举。除此之外，刘仁前笔下的人物对话，特别喜欢用“蛮”（副词，相当于“很”，表示程度相当高）字（“蛮好看的”、“蛮轻柔的”），也特别喜欢用“唦”（语气词，相当于“啊”）字（“你晓得什呢唦”、“你家来唦”）。这些带着里下河原有土著居民受水文化影响力的口头语，远比现代汉语普通话更直接，更鲜活生动，更能沁人心脾。譬如“唦”，用于陈述句的肯定形式中，置于句末，带有商量而又极力说服对方的口气，所以含“唦”的语句语气更显得委婉。同时，也展现了里下河特有的地域民间语境，传递了事物内部微妙的、曲折意味的意义，使得小说叙事节奏和叙事氛围亲切软和下来，起到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效果。

    与这种亲切软和的叙事氛围相匹配，刘仁前对乡村民俗描摹，赋予了一种安详的软和的精神格调。《香河》对苦难和时代色彩的淡化,是刘仁前在独有的生命观念与美学追求下的有意为之,是为了达致安详之境的一种叙事选择。与一般小说突出矛盾冲突不同，《香河》中没有惊涛骇浪，也没有悬疑惊悚。这里的乡民憨厚善良，平和中庸,安土恋家,安分守己，活得实在，细致，圆润，中规中矩，有滋有味。上世纪70年代里下河乡村，相对封闭，并没有受到那个时代太多的政治浪潮的裹挟。在这温情脉脉的香河下面，也汹涌着自私、贪婪、欲望、背叛与无耻，但是在刘仁前笔下没有暴风骤雨，电闪雷鸣，更多的是隐忍、宽容和刻画人物的多面性。因此，作者并不忌讳由政治权力带来的人性暴力，村支书香元凭借权力性侵女性的丑恶形象塑一览无余。但是香元却又不是地道的“坏人”，他以村为家，爱民如子，工作有一套，为人讲义气，宁可得罪顶头上司也要顾及村民利益，在群众中颇有威信。这样的人性底色，让香元这个人物形象立体化而非扁平化。至于贯穿全书的看似混乱的男女情事，刘仁前也没有视之为洪水猛兽加以鞭笞，只是平静地叙述，平稳地推进情节发展。因为这不是时代使然，而是“乡野之风”的一种表现。当然，其中也饱含着作者对善良乡民命运的担忧和对乡村伦理救赎的热望。

    不可忽视的是，《香河》结尾的两个隐喻，是全书温暖而繁茂总色调的画龙点睛之笔，也为“香河三部曲”之《浮城》、《残月》留下了精彩的伏笔。一是春耕带着几十吨的大铁驳船回到香河村，他要建一座通向外界的香河大桥。意味着香河村从此走出封闭，八面来风，香河儿女要痛苦蜕变，脱茧化蝶，演绎更为动人的故事；二是为乡绅柳安然送葬，意味着香河村乡绅文明的崩溃，失去了祖先的护佑和传统文化的承载实体，香河儿女要自强自立，与时俱进，经历更为复杂的人生。刘仁前就是这样，在乡村牧歌吟唱与守望中传达了一种从容与淡然，彰显出他内心深处重构理想家园的农本意识和故土情怀。这是一种回望，一种坚守，也是一种寄慨遥深的归途。

    参考文献：

    [1]丁帆：《在两种文明交汇点上：读刘仁前“香河三部曲”》，《人民日报》，2015 年11 月27 日

    ［2］钱理群：《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刘晓东：《儿童精神哲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4］仲华：《综合文本与意象之河：评刘仁前长篇小说〈香河〉》，《文学报》，2010 年8月26日

    ［5］［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6］汪曾祺：《菰蒲深处》，浙江摄影出版社，2010年版

    [7]周作人：《地方与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版

    原载《中国作家研究》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