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门里的女性

    ——从女性主义角度评论付秀莹《红颜》

    “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在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中，女性便一直是各类文人着力刻画的形象，不少的女性在那或压抑、或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些许悲剧色彩，不同遭际的女性角色也一直是受众们情感的寄予所在。

    男权话语下的文学作品中，符合男权话语审美的女性形象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美丽女子，她们依附于男人，如同一件可随时被丢弃的精致木偶。付秀莹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通过《红颜》中不同女性的遭际来放大时代的症结，体现出了女性主义写作的特点。

    《红颜》是知名作家付秀莹的一篇中篇小说，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一位落魄的世家小姐滕雨身上，家道中落后的她受母亲嘱托投奔往父辈时交好的沈家，带着与沈家少爷沈介儒结为姻亲的目的，在与沈府各个角色交往的过程中，寄居在此的滕雨目睹了在世家名头下的各种糜烂，体味了多种的人情悲欢。

    滕雨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她是叙事的主体，她是文中沈家一系列事件的旁观者。奴儿与沈老爷的“丑事”，三姨娘与沈少爷之间的“奸情”都通过滕雨的所见所闻展现在读者面前，以滕雨的经历为线索，逐步揭开了大宅门上方的遮羞布。作者运用大量细腻的动作与心理描写，将各类人物刻画的栩栩如生，展示了大宅门里的众生群像。

    在小说的叙述中，“三姨娘”的形象最为深入人心。

    她本是流落风尘的妓子，得了沈老爷的青眼，沈老爷便力排众议接她入府，成了沈府的三姨娘，三姨娘也确实有自己的实力和资本。她张扬美丽，有着足以魅惑男人的漂亮面孔；她八面玲珑，无论是对于滕雨的接待，还是在沈老爷生病时的侍疾，都体现出了她不俗的情商。她的手腕是及其高明的，一方面在沈老爷面前温婉可人，牢牢笼络住他的心，一方面又不断巩固自己在府里的威望，通过滕雨无意中听到下人们谈论前面两位夫人的去世中，便可窥见她的厉害。

    作者在描写三姨娘时有意学习王熙凤，她俩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就比如她们在爱情里都是卑微的。

    三姨娘为了笼络住老爷，将自己的侍女奴儿塞给他当“准填房”，在与沈介儒有了感情后，又将奴儿指派给滕雨来监视她，从而捍卫自己的“爱情”；而王熙凤则不得贾琏的宠爱，将自己最贴心的平儿送给他来维系自己的感情，又残忍地害死了尤二姐。两人的所作所为都生动地诠释了在夫权社会的压榨下，女性为自己做出的种种努力。

    无论是三姨娘还是王熙凤，她们都是典型的旧社会女子，在夫权社会里努力去迎合自己丈夫的喜怒，忘却了自身具有的价值。她们将敌意抛给丈夫身边的其他女性，甚至用残害其他女性的方法来捍卫自己的地位。在封建社会，在父系社会的体系下，女性不具有自身的价值，全然是男性的附拥，对于三姨娘而言，失去老爷的宠爱就是失去了生命的倚仗，对于王熙凤而言，她也因为自己的泼辣而不符合众多男性对于女性的物化审美而遭受批判，因为不受贾琏的喜爱而备受他人嘲笑。

    三姨娘在渴望着老爷宠爱的同时，也在沈家少爷身上寄予自己的爱情，这种继母与继子间的“禁忌之恋”同《雷雨》中的繁漪和周萍如出一辙，都是被封建礼教禁锢住的女子，但繁漪却是比三姨娘更为迷人，繁漪最后选择一种决绝的方式报复伤害过她的人，将生命燃烧出了最后的盛大。

    《红颜》里的“红颜”们，无论是滕雨、三姨娘、奴儿或者是鞠太太，都是封建社会里的“可怜儿”，滕雨背负母命寄人篱下，三姨娘长袖善舞苦心经营，奴儿被主人指使没有人身自由，鞠太太被丈夫抛弃，文中说“大概天下女人都是一样，逢这种事，便骂世风不好，骂外面的狐狸精媚，骂来骂去，独骂不到负心的男人头上。”夫权社会里的女子大都是卑微可怜的，就算张扬如三姨娘临终了也认为自己是可笑可耻的，封建礼教也罢，社会偏见也罢，那些美丽的女性被困在那四四方方的宅院里，头顶着那四四方方的天，演绎着宅门里的悲欢喜乐。

    庆幸的是，最后滕雨从这宅门中走出来了，在三姨娘死后，沈老爷另娶，沈少爷音讯全无，滕雨并未留在沈家，而是坐上了去往远方的火车，将这所有的一切都甩在脑后。滕雨身上体现的属于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是留在宅门里的女人所不具有的，沈府迎来了四姨娘，三姨娘的种种便逐渐会被人淡忘，没人会真正的记住她，正如没人会真正怀念那去世的大夫人和二姨娘。作者对这些被历史风尘裹挟的“红颜”抱有惋惜之意，同时又引发了读者关于当代女性如何自处的沉思。

    生而为人，我们都是平等的，拥有平等的地位，平等的追求自由、幸福和爱的权力，这种平等无关乎性别。在以往长期的父权社会下，女性被至于受压迫地位已经很久了，她们被物化，被要求服从男性审美，她们的声音无法被传达，她们也从来不配发出自己的声音。封建社会的女性被束缚在男人身边，相夫教子，隐居内宅。那标榜文明自由的现代社会呢？现代社会的女性被要求收敛锋芒，能力出众的被称作“女强人”、“女汉子”，甚至女博士也被独立于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之外，现代女性身上背负的枷锁从未减少多少，她们被要求做“淑女”，要“乖乖的”，但这又凭什么呢？身为女性难道没有做真正的自己的权力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任何人都有活出自己原本自我的权力，哪怕是一直在男权话语体系下被压抑被边缘化的女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女性解放的程度是解放社会程度的天然尺度，所以我们务必要保障女性的平等地位和权力。

    在作品中，滕雨最后从那令人窒息的环境中逃了出来，坐上了去远方的火车。或许最开始的她是想去迎合沈家少爷的喜爱，但在目睹或听闻了多个女性的悲剧后，她也醒悟了，她要离开这个“吃人”的宅院，在滕雨身上体现出了鲜明的逃离意识，但这何尝不是她自己独立选择新生活的勇气。

    “滕雨出走后会怎样呢？”没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汽笛长鸣。大片的原野，树木，村落，都被一一抛在身后，越来越远。”作者付秀莹是“红颜”，《红颜》中宅门内的各类女性也是红颜，在作者心里，想必滕雨走出那个宅门，定是摆脱了种种压迫与束缚，寻求到了真正的幸福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