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家的堂房兄弟和晚一辈的侄子外甥，只要是自立门户的，都要请文巽善吃饭。按文巽善的意思能免就免了吧，可是免谁的，却是大问题。最后和巽良商量的结果是，由巽良统一安排，三天请一次，这一轮下来，已经是一个多月了。

    文巽善和蒋淑娴为应付吃请，苦不堪言，没有吃请的两天倒也自在。快到两个月的时候，才恢复了正常生活。

    真的清闲下来的时候，巽善和淑娴又盘算起来，这下放的日子不知何日是头？淑娴也常常关起门向巽善发牢骚，巽善则是完全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并不跟她计较。

    有张书记的庇护，文巽善和蒋淑娴每天上午到大队革委会帮助做一些文档工作。有事没事，文巽善先把隔天的大报小报游览一遍。那一千多册图书已经安家，蒋淑娴自任管理员。所谓的图书室就是大队办公室旁边的隔间，她在里边看看书，整理整理图书，然后就早早地回家做饭。

    文巽善就在大队部把看到的新闻复述一遍。有时一条重要新闻要讲好几天，他不是就新闻讲新闻，而是把新闻的相关知识穿插其中，有声有色。

    比如，“东方红一号”中国首枚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他就普及“人造卫星”的基本常识，《东方红》是怎么从天上传到地上的，中国“人造卫星”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人造卫星”的国家是哪几个。

    比如，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庆典上会见美国记者作家斯诺，为什么要会见一位美国作家，斯诺何许人也，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等等。听的人津津有味，往往有人会问出新的问题，于是他继续引申，再讲。日子也过得也快。

    也有人主动提出话题，以为文老师就是百事通了。有人问，今年年初云南发生大地震，中央只播发了一条短短的信息，几个月过去了，没有详细报道，也没有后续报道。我至今不能确定，那一天我偶尔看到的报纸是真是假，你能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这件事，文巽善还真的不知道，他答应到报纸上找找看，可报纸上也没有找到。多数人认为那个提问题的人是造谣，文老师不知道的事，肯定是没有的事。

    “文革”期间造谣的人很多，造谣的事也很多，只要不是太过分，也没有人当真。就像后来的微信，新闻多的是，谁知道真假？有时候即使是正式渠道来的新闻，也有假的。不是报道的时候就知道是假的，而是因为其来源太真了，或者以讹传讹，“打井,挖出来了一个人”。

    后来建国曾经问父母，怎么没有让你们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看来张婆家的张书记阶级觉悟不高。

    文巽善大言不惭地回答，阶级觉悟也是做给人看的，自家人，有什么觉悟不觉悟？他张书记要是对我不起，首先他的父母就不同意。政治觉悟再高，也要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吧？

    三十年以后，刚刚过了千禧年不几天吧，文巽善在报纸上读到了三十年前的往事，云南省通海县举办“通海地震30年祭”的一系列活动，通海县委书记孔繁喜正式向各界公开了30年前那次地震的详情，1000余名与会者自发地向在那次地震中死去的人默哀3分钟。

    再后来，他看到有关史料，当时确实有一篇简短的不足百字的报道（1970年1月7日，新华社消息）——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受灾地区人民在云南省和当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在胜利地进行抗震救灾工作。

    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是地震详情竟然尘封了三十年，还有如下一些记载：死亡1.5万余人（当时仅次于唐山大地震）；灾区群众起初还以为发生了核战争；地震发生后，灾区群众收到全国各地赠送的《毛主席语录》数十万册，捐款九千余元。

    文巽善还依稀记得，自己当时说不知道是老实话，1966年邢台地震时，周总理不是还亲临灾区的吗？他将信将疑，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虽然他后来还是将地震常识普及了一遍，也算弥补了一点不知道的遗憾。

    他跟建国提起过这件事，唯一的结论也是“荒唐”。其实在那个年代“荒唐”的事情多着呢，也就不足为奇了。文巽善如果不是年龄太大了，已经跨入耄耋之年，他真想再回一趟文张屯，给那些个农民兄弟补补课，他敢保证，对于三十年前的那场地震，文张屯的人至今肯定还是空白。

    建国心里想的是，也许“空白”是一种幸福。他没有将想法说给父亲听。

    大队张主任，文副主任是他的忠实听众，其他人对他更加顶礼膜拜。哪天他没有到大队部去了，人们就关心他，问家里有什么事了，要不要帮忙，身体还好吧？

    建国在与父母的通信中，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担心他们不适应，而他们的回信中只提到有一点是不适应的，那就是泡茶的水，口感不同而已（仅仅是不同，没有说不好），其他一切都好。

    当地民风淳朴，童叟无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勿念。

    第三年，张公张婆相继去世，文巽善夫妇尽晚辈孝。送走张公张婆以后一个月，文巽善接到返回原单位上班的书面通知。文巽善夫妇在文张屯生活了三年又三个月。

    文巽善颇为得意地跟淑娴说，怎么样？是上帝安排我回来还债的，现在债还清了，我们也该回家了。蒋淑娴顾不上跟他罗嗦，已经“漫卷诗书喜欲狂”了。

    文建国回到付家村以后，情绪低落，更加沉默寡言。当上代课教师的兴奋和喜悦，付晓霞带给他的异性相处的刺激和娱悦，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的只是对家庭破败，亲人四处飘零带来的担忧和对自己前途的思虑。

    江州已经没有文建国的家了，虽然文宅大院还在。

    文建国后来总结自己的生活，大概有三年的时间，就是用一个成语“浑浑噩噩”来归纳。

    白天还可以，基本上没有时间多想心思。可是回到知青宿舍，或者是遇到付晓霞，或者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居然就是不停地问自己“何去何从”？

    “何去何从”成语，本来挺有哲学意味，让他思考的时候，像个读书人的样子。其实是，他早两年大字报看多了，“何去何从”留下了深刻印象，就信手拈来了。

    文建国实在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