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革命大串连这种形式，地球上绝无仅有。那时的我，是真正佩服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气魄！至于它给当时的中国，以及后来的中国带来了什么，那全是人们后来作出的历史诠释与判断。

    衣食住行不花一分钱而到北京，我是既得利益者。后来我也公款旅游到过北京，那已经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不久，1966年8 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连海运学院15位红卫兵小将从大连步行至伟大首都的消息，给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革命小将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15位革命小将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响应毛主席号召，走出城市，走出学校，走向社会，走向工农兵，不怕雨打日晒，不管路途遥远，步行一千公里，历时一个月，到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心脏，开创了步行串连的先例。故也称之为新时代的“长征”——“新的长征”。

    “长征”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的革命创举，原本是被逼无奈的战略转移，后来因其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因其有太多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用而被载入史册。

    以后常有步行较远的路程，或者形容一项伟大的事业，而套用“长征”一词的，却往往叫不响，叫不长。毕竟此“长征”非彼“长征”。

    当初参加“长征”的人并不是知道她的伟大，知道她将成为中国近代革命上的丰碑，里程碑而去参加长征的。所以即使加上“新”字，也是“昔非今比”。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人，一个群体做什么，冠什么名，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在历史上留下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

    文建国和本校十几个“逍遥派”同学，也决定采取步行串连的方式，外出串连。但他们因为没有组织名号，也对步行能否坚持到底，一开始就心存疑虑，或者说，一开始他们就心存“猫腻”，所以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且很快就成为游兵散勇。

    串连以韶山、延安、井冈山、瑞金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庆、大寨等工农业样板地为目的地。如果说有红色旅游的话，早在五十年前就开始了，而且绝对是公款红色旅游。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大管家周总理全包了——当然后来的红色旅游也以公款消费居多，唯一不同的是，以前是走到哪家吃哪家，比后来的红色旅游还要方便。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毛主席的客人来了，越多越好，管吃，管住，管交通。后来则是回自家单位埋单，反正一样都是花的国家的钱（根本没有纳税人的概念）。至于是接受红色教育还是游山玩水，那就不予追究了，或者说寓游山玩水这一形式于红色教育的载体之中，或者说以红色教育为主，顺带游山玩水。同时也拉动了内需，增加了GDP。

    文建国们说是步行，其实没有等到他们走上两站路，就搭上了火车，风餐露宿吃不消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听说串连快要停止了，这也就为他们停止步行提供了最好的理由。得抓紧时间啊！

    到了十一月的中旬，中央发出了停止串连，要回原地闹革命的号召。同时也有小道消息流传，乘车不花钱吃饭不花钱住宿不花钱的待遇就要停止了。

    文建国和几个同学（已经有人陆续分手）身在广州，心有不甘，无论如何必须到北京，必须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可是等他挤上到北京的火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是单枪匹马，其他同学皆不知去向了。

    文建国只是一味地挤上火车，上火车，到北京，见毛主席。目的就这么简单。

    幸运的是他只站了两站路，即找到座位，更幸运的是，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位在校大学生，旁边坐着他眉慈目善的母亲。

    大学生胸前挂着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徽，让文建国看得两眼放光。刚一交谈，建国就有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仿佛找到了知己。

    两人兴致勃勃，畅谈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兴奋地谈起毛主席六次接见红卫兵的经过。几乎是在同时，两人都降低了声调，悄悄告诉对方，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六次接见红卫兵了，现在北京已经进入冬季，毛主席准备在最近再一次接见红卫兵，这是今年的最后一次，也许就是最后一次了。

    两人谈兴正浓的时候，来了一群红卫兵战士，有男有女。

    他们同一的绿军装，同一的毛主席身穿绿军装的像章，同一的武装带，同一的军用水壶，同一的红卫兵袖章。军装是新的，还都是四个口袋的；武装带也是军队干部佩带的那种人造革的，煞亮的；袖章却是旧的，颜色已经不新鲜，红卫兵三个字依稀可见。

    文建国有点儿羡慕他们，看来这是大城市的正规军，而且是老牌嫡系。领头的是一个身材魁梧脸孔标致的大男生，浓眉鹰眼，那眼神不严自威，一口标准的京腔，声音很好听，和中央电台著名播音员方明的声音很相似。一位让人看得很舒服的女生紧随其后。

    文建国突然就想到了廖进军和葛延生，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呢？

    文建国有了些许失落的感觉。

    没有等到文建国多想什么，那群红卫兵已经一个座位一个座位地依次盘问过来，他们的问话主要是询问家庭出身。

    问：“什么出身？”

    答：“工人。”

    问：“本人成份？”

    答：“产业工人！”

    “向工人阶级致敬！”问的人表示了谦虚。

    问：“什么出身？”

    答：“农民。”

    问：“我问的是什么农民？”问话的紧跟着又是一句。

    答：“哦，下中农，我是下中农。”回话的自觉站了起来，声音已经有点哆嗦。

    “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坐下，你请坐下。”问话的人又表示了友好。

    轮到我身边这位大学生被问的时候，他的回答竟然有些许支吾：“出生，出生小地主。”

    “本人身份？”

    “大学生，共青团员。”他的元气恢复了点，还指了指校徽，声音也响亮了许多。

    “共青团员有什么用？那些‘走资派’还是共产党员呢！她是谁？”对方显然指的是他母亲。

    “她是我的母亲。”

    “那她就是地主婆了？”

    “不，她是大学副教授，我的父亲是教授。”

    “你出身小地主，那她就是地主婆，副教授，是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双料货？”问话的人，没兴趣扯上他的父亲。

    大学生不吱声了，有点难堪，好像有人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光自己身上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