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资料载，当时中央领导也是定量供应粮食的，毛泽东主席对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还有“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就吃不干不稀。”

    中央领导也带头自减粮食定量，毛泽东自报的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委员长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总理报了24斤。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一样，也是26斤。有人不相信，说是中央领导也吃不饱？哼，那是他们有其他食品代替，就像今天我们一个月15斤粮食也吃不了一样。但文建国相信，或者说，传统教育让他有了相信的基础，他愿意相信。

    文建国对来之中央的信息向来是坚信不移的，只是经过了拨乱反正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突然发现，以前的30年自己的盲从是多么的可悲，虽然仍然愿意保持和维护正统的正面的一切声音和事物，因为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宗旨，希望那理想的社会早日到来。但是国际共运的挫折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则是一次次动摇着文建国的信仰，增加了他的怀疑，从而慢慢地，对来自上面的精神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折不扣坚决贯彻，坚决执行了。不过对当时的领袖集团成员能够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文建国至今仍然是坚信不移的，他坚决地相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基本素质。

    据说1960年甘肃省省长邓宝珊送一特殊物品给毛主席，那是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掺合而成的食物，是当时甘肃人民赖以生存的东西。看来这个高级干部邓宝珊也是一个人物，别的东西不送，偏偏送这种食物，不知是吝啬，抑或算是莫大讽刺、无声的进谏。反正也不知道毛主席收到这一礼物是何感想，还是他老人家根本就没有看到，而礼物则被手下的人叨光了。

    当时为解决饥荒问题，中央成立了瓜菜代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瓜菜代领导小组”，这一中央级的组织机构，现在听起来不无滑稽，其实也很心酸。这就是当时的现实，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吃饭问题应该是，也必须是头等大事，否则又有哪个国家能够养得起中国人呢。所以后来有若干年，中央一号文件往往赋予“农”字头，强调农村农业农民“三农”之重，实在是不无道理的。

    就在全国人民连吃饱饭都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则能够逍遥复逍遥，“登庐山”，并将庐山会议从纠“左”变成了反右，同时以“冷眼向洋看世界”气魄，发出“桃花源里可耕田？”这一充满诗意的乌托邦感叹。若干年以后，有人说“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成为网络著名鸡汤，且雅俗共赏，经久不衰。生活中有了诗意，才能想到看到远方。无论多么的艰难困苦，毛泽东同志始终充满着诗意，这与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始终想着看到远方是一脉相承的，也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经典。

    但铮铮铁骨的彭老总受一老红军战士一张纸条启发，开始了“鼓与呼”。那张纸条上写的是，“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他写信给毛主席，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黎民百姓的生活状况。毛泽东公开了他洋洋洒洒的万言“《意见书》”，并提高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从而展开了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博斗。后来，文建国看到了更多的所谓解密资料，似乎“庐山会议”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其实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根本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

    吃饭问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可能正是因为长期吃不饱的原因，所以“吃过啦？”成为那个年代见面打招呼频率最高的口头禅。

    “吃过啦？”它表示了一种人们之间最亲近最人性最原始的问候。这句话究竟流行了多少年，没有考证。而回答的人其语言腔调却包含着多种心态。吃得好吃得饱的呢，趾高气扬曰，吃过了！表示满意这顿饭；吃得马虎的，也回答，吃过了，但没精打采，似乎这吃与不吃一个样；那正愁着没有地方吃饭的，则有气没处撒，但人家是好心问你的，也不能无厘头地得罪人家不是？于是就含含糊糊地哼一声，让问的人疑似一下，似乎这人吃饭的问题在似吃与非吃之间，一般情况下也就归纳到没有吃，或者是没有吃饱的范畴。于是心里有数，再不敢多问。问多了，自己又没有多余的给他吃，不自找麻烦。

    民以食为天，只要是吃饭了，就说明天还在，天没有塌下来，人还活着。用那时的话说，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所以新中国从建国开始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四万万增长到了六万万，吃饭问题一直是天大的问题。人只要有饭吃，那是天下第一等惬意之事，一旦到了不想吃，不能吃，吃不进的时候，人也就不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