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去看牙医，医生在检查之后发现，原来有一颗牙齿已经严重受损，需要补牙。我一听见要补牙，便马上跟医生要求先打麻醉针。“我很怕痛，而且特别恐惧那种磨牙的感觉！”我对医生说。医生显得有些为难，不过还是耐心地跟我解释：“你的这颗牙齿的受损面积比较大，我建议你不要麻醉，因为如果你失去痛觉的话会影响我对牙齿受损位置的判断，无法定位痛点的准确位置，可能会造成修补的不够准确。”我想了想，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便爽快答应了。未料到，在我同意不做麻醉之后，医生显得十分感慨，他对我说：“年轻人就是好沟通啊……”我说：“怎么了？老年人坚持做麻醉吗？”医生说：“是啊。对很多年长的病人，无论怎么跟他们解释这个道理，都还是会问，‘为什么不能麻醉，你就要给我打麻醉’，有时候，即使知道这样对治疗不好，也要给他们打。”

    看着医生略显无奈和失落的样子，我开始进入了补牙程序。果然如他所说，通过我感受痛觉的大小和位置，准确判断出牙齿受损最严重的部分，而且并没有痛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牙齿修补顺利完成。之后，我想为什么年长者拒绝与医生沟通，而是执着要求打麻醉针？这让我想起韩寒一部电影里的名言：小孩子才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大人在是否打麻醉针这件事当中看到的是，花同样的钱，少打一个麻醉针我亏了，而医生建议我不打麻醉，肯定是想省这个成本。所以，无论医生怎样解释道理，他们都听不进去。这无关对错，是利弊问题。

    无独有偶，我在工作中也遇到过挺相似的案例。某天，一个之前在工作中认识的品牌代表A女士打给我，说想请我喝茶谈些近况。我答应了。我们在一个咖啡店见面，她说她的老板几年前遇到一个重大的负面新闻，至今还在承受争议，问我有什么好办法，该如何应对媒体。如果从此不接受访问的话，对公司的形象和发展都不好，可如果接受访问，又怕记者乱写这段经历，造成更多的负面传播。我能明白她的意思，是想能不能通过我熟悉或者服务的媒体，推出一些有利于她老板的内容，但这不符合我们的职业道德，也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并且，仅凭一两篇报道的影响力，也无法扭转整个印象。我于是对她说，我的建议是，她的老板要立即着手出版一本个人传记，其中覆盖他所受到争议的事件，做出详尽的解释和情节描述，以后每见到媒体就送给记者一本。一来对整个争议事件有了自己强有力的话语权，并且白纸黑字的记载下来，记者便不敢轻易杜撰，万一遇到有人乱写，你也很容易收集到对方诽谤的证据。同时，传记本身也是对企业文化与品牌的自我宣传。

    本来是一片诚心的建议，但我看到A女士眼睛里却充满了怀疑和失望，并且如我所料，她之后再也没有找我。很简单，我没有给她期望中的利益输送，而且，在她的眼中，我的建议不过是想给自己找好处。因为，她知道我是文字工作者，劝人出书，无非是一种变相的自我推销。一个本来想向人推销东西的人，反被人推销了，当然感到特别失望。但我的确是无私心的，这个建议是在清楚了整件事的局面和特殊性的情况下，我能想到的最优雅的化解方式。但这一切，在年长我十几岁的“大人”A女士眼中，无非是我在为自己争取利益罢了。

    大人眼中的“利弊观”包含了一个严重的bug，他们忽视了——损人未必利己，利人未必损己。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必须通过损人来达到利己的目的，或者如果一件事对他人有利，那么一定是对自己的损失。活在这种将自己与外部世界完全对立的人生观里，不知道会不会太狭隘。大人只看利弊，但如果失去了鉴别真正利弊的能力，只是紧紧封锁可能对他人有利的可能性，真的就能给自己带来利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