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的海洋书写中，海洋是未知的、充满危险的，因而常常是需要回避的。在这样一种认知状态中，陆地的稳定性构成了主人公身份认同的根基，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追求稳定、规律和可控制的生活，总体来说表现出保守倾向。然而纵览近年来福建海洋题材小说创作的发展趋势，我们会发现，福建的海洋文学正在发生新变。这种海洋文学书写是介于中国乡土写作与西方海洋书写之间的另一种形态，可以称之为“新海洋文学”。近些年来福建海洋题材小说创作深刻呈现了这种新变。

    这里所谓的新，首先是陆地意识和海洋意识融合而来的开放、包容态度。在中国当前的海洋写作中，陆地虽然仍旧是构成主人公身份认同的基础和重要前提，但海洋作为“他者”的形态存在，海洋的巨大在场性，构成了自我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参照：开放的“他者”之存在，对于建构“我者”之开放状态必不可少，因此总体上就形成了开放、包容而又不具侵略或占有意识的海洋文学书写倾向。比如陈毅达长篇小说《海边春秋》，小说中岚岛和蓝港村的自信、活力和未来，都是源于其背后的广阔大陆的坚实存在，这是大陆和海洋之间的中间状态，因而也具有了多重可能。因此不难看出，新的海洋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呈现，也是新时代海洋意识的文学表达和新身份认同的建构方式。陆地意识是我们的根与魂，海洋意识是我们开放进取精神的方向，我们会向海洋的任何方向拓展我们的足迹，但我们也终究会回到大陆，或以陆地作为我们建构自身的前提。

    其次是海洋形象的重新建构。在新的海洋文学中，海洋不再是未知、暗藏危险之所在，而是具有无限可能，并不断激起我们探索和认知的空间。李师江长篇小说《丝路古船》带给我们这样一种感受：海洋既是无拘无束的所在，也是自我主体性的充分彰显。海洋也暗藏着对大陆的记忆，但常常只是作为记忆。海洋更多地意味着未来和可能，当然这种未来和可能也是以大陆的坚实和稳定为基础的。

    第三，这里的“新”，还表现为挣脱陆地束缚的边缘意识和反省精神。比如李师江长篇小说《黄金海岸》对疍民和厌倦陆地生活的老二的书写，以及对以海洋为中介的流浪情结的书写，都是新海洋文学呈现出来的新气质。这也是对“中间状态”的另一重表达，是对“主体间性”的表征。这样的“主体间性”又有着明确指向，并没有表现出去大陆的倾向，而是与陆地保持某种距离。这是一种自我反思和反省，和某种程度上的自觉。沉迷于陆地，会使我们产生保守心态；远离陆地，又常常会表现出侵略和占有。新海洋文学的内在依然指向大陆，同时又是对大陆的重新审视。

    第四是对全球化意识的凸显和对地方意识的重建。比如杨少衡长篇小说《石化岛》写到了全球化背景下，海岛发展的趋同化现象：海岛的海洋气质渐渐消失，海岛与陆地都呈现出了趋同化特点。在这一背景下，对全球化的反思和地方意识的重建就具有了新海洋文学的意味。这里的地方意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海洋和乡土的反向建构：海岛既是全球化前沿阵地，同时也是乡土、乡俗甚至身份认同的根基所在。这部小说在最具流动性的空间中重建身份认同，其所谓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现出来的。

    第五是怀旧与先锋的双重风格变奏。这在须一瓜的《宣木瓜别墅》《五月与阿德》、刘岸的《子归城·古城驿》、李秋沅的《看见满天星》以及龚万莹的《岛屿的厝》等小说中都有呈现。在李秋沅和龚万莹的这两部作品中，作为故事背景的鼓浪屿，处在全球进程的共时性中，又蕴含着时间停滞的深厚记忆，有着某种挥之不去的怀旧气息。

    新海洋文学与当代中国海洋意识的凸显相伴随，其包容性来源于“主体间性”，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理念紧密相连，是一种多面向的文学形态，也是具有辩证法的新文学形态。我们呼唤更多更丰富的新时代新海洋文学作品的出现。栏目合办中国艺术报社 福建省文联

    （6月19日《中国艺术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