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一个星期都在学校闲逛，在大教室里聊天。学校的人少得可怜，她宿舍也只剩下她和冰冰两个人了。

    非典不但没有过去，而且愈演愈烈，传言也日益增多增强起来。如某大学某教授猝死课堂，某宿舍全体患病无人生还等等之类的屡见不鲜。

    我校外出的学生更加少了，偶有两个胆大妄为者也是捂上两层口罩，喷的身上的酒精味道足以使人醉倒的程度才敢上车，上车后便拼命地挤向窗口，大开车窗，把脸对向窗外，连买票都不敢回过头来，生怕一不小心，葬送了青春年华。

    当我们看到学校通知的时候，才更加认识的问题的严重性。学校通知我们马上回家，如有特殊情况不回者也不准出校门，学校食堂商店全部关闭。回家者限三日内离开。

    这不是赶我们回家吗？就是不想回，在学校也得饿死啊！我想起了文文的话，这次学校应该是怕担责任，只要我们出了学校，死活就和学校无关了。我气愤地把通知从墙上扯了下来，撕成碎片。远远一个保安挥舞着警棍呼喊着冲了过来，安航拉起我就跑。

    跑到安航宿舍。

    她小声问我：“怎么办啊？”

    我想了想，无奈地说：“还能怎么办，回家呗！”

    我们相视而笑，笑中透着苦涩，透着惆怅，透着危险重重。所有人都知道，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车上，更何况我和安航都是长途火车，被传染的几率是很高的，学校在这个时候把我们赶回家，无疑是让我们铤而走险。安航并没有像我似的气愤，我想她毕竟比我多呆一年，早已将这些看透，已经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妈的！一群不是人的东西！诅咒你们统统得非典死掉，可无奈的是好人不长寿，祸害他妈的活千年！呜！天没天理，人没人性！

    第二天，我们便都订了车票，是同一天的，我比她晚两个小时。

    当天晚上，我给庞浩打了电话，他说不能送我了，告诉我路上小心点。收拾东西的时候安航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拿冬天的衣服，非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去啊！我愣了，然后和她说：“你家在海南，冬天也不冷，带那么多干吗啊？”

    她说到：“我知道，我说你呢！”

    我恍然说：“我不用，非典不会那么久的，放心吧！”挂了电话，我继续收拾，不经意地把毛衣也塞到了包里，不由地担心起来，漫无目的的遥遥无期，我真不知道这灰色时光还要过多久。天知道。

    “走吧！路上小心，别在火车上买东西吃。一定要戴口罩啊！四个小时换一次！别和人聊天，无聊就自己看书好了……”我对安航喋喋不休，火车已经开始轰鸣了。

    “行了行了，你怎么比我妈还唠叨啊！”安航笑说。“再说这些话也应该是我和你说才对啊！你才经常没事就乱买东西吃，瞎和人聊天呢！”

    “都一样，都一样，这不是你先走吗，我就先和你说了！”我掩饰着内心的担心和不安：“去吧，车快开了，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好了，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安航上了车，我转身要走，忽然听到她叫我：“你也小心点啊！给我打电话！”

    我冲她挥了挥手：“知道了！学姐！”

    她笑了，笑容里闪动着让人留恋的东西。我心里酸酸的，想哭。安航揉着眼睛渐渐远去了。

    火车上的气氛并没有想象中的压抑，隔壁座位的一家三口在火车还没有启动的时候便开始吃喝起来，塞满食物的嘴里含糊不清的嬉笑着说着什么自认为有趣的事。同整个车厢的静寂和白色的口罩相比之下，他们显得格格不入，但更像旅游的轻松心情使我们难耐的压抑心情也缓解了几分。

    车开了两个小时后，他们吃完了东西，车厢里安静下来。越来越闷热的空气使得有人摘下了口罩，但始终没有人打破这沉静。直到检查体温的乘务医生到来，气氛才缓和下来，她的大方幽默使我们放松了紧绷的神经，从开始有人跃跃欲试的和旁边的人搭讪，发展到整个车厢沸腾起来仅仅用了几分钟而已。才知道大家都已经耐不住寂寞了，只是无人敢先出头罢了，没办法谁叫咱都是中国人呐。

    夜深了，车厢里的人都昏昏欲睡，歪歪斜斜的靠在座位上。大多数人仍旧捂着闷热的口罩，偶有几个胖子的口罩挂在一只耳朵上随火车的轻微颤动摇摆着。我给安航发着短信，都把手机调到了震动，生怕吵了大家的好梦。

    正当我也朦朦胧胧的时候，忽然车厢里乱作一团，嘈杂声使我顿时清醒，才发现整个车厢的人都站了起来，向着车厢一头张望。我成了这场突变中反应最慢的人，连忙问身边的人出了什么事，他声音很轻但很有威慑力——咱车厢发现一个非典！我只听到“嗡”的一声，耳朵变失聪了，然后大脑像被海浪冲洗过的沙滩，干干净净，一片灰白。

    我环顾身边的乘友，脸上都写着两个字——惊慌！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整个车厢的人都要被隔离。

    乘务员走了进来，提高嗓音喊到：“大家别慌！不是非典！是心脏病！”

    如同狂热的球迷，在屏住呼吸，看着敌人前锋带球冲进我方禁区，起脚射门，却被我方守门员扑住。众人长吁一口气，轻松愉快的纷纷坐回去，在虚惊一场后继续胆战心惊的观看比赛。我后悔当初为何要买这张门票，痛苦的和时间挣扎。我甚至听到有人在小声祈祷，我没有像往常的不屑与窃笑，而是有了种莫名的感激。

    凌晨，零下十五度。

    我到达了哈尔滨，原本答应要来接我的朋友，一个都没有出现，陆续打电话告诉我一个理由：封校了，出不来。其实我从车站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可以看出这里并没有疫情，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戴口罩。

    我到了长途汽车站准备换车回家，原本热情拉客的司机和乘务员见我都显出了冷漠和避让，瞬间的迷惑使我马上意识到是口罩暴露了我的身份。我走到一个挂着通往我家牌子的车旁边，问什么时候发车，乘务员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眼睛定格在我手里的口罩上，问道：“从哪来啊？”

    “北京。”

    “北京的不拉！”干脆的口气，接着向我挥挥手，要我走开点。我刚想说他不能拒载时，他已经从我眼前蒸发了。我忍下火，发火不是聪明之举，对待这群家伙要有点手段才好。

    于是我把口罩摘下来塞进口袋里，向另一辆车走去，乘务员从车上下来，依旧的上下打量一番，然后问道：“从哪来啊？”

    “沈阳。”

    “上车吧。”

    嘿嘿！傻瓜！真是好骗，跟我斗！哼哼！

    “什么时候发车啊？”

    “马上就开了。”我上车等了一个小时后，车才启动。我对这种车的时间概念早已习惯，无论什么时候乘客询问发车时间，回答一律是：马上！

    路上经过了无数次的停车检查，我为了避免麻烦，就在体检表上的出发地一栏统统填的是：沈阳。

    安全到家，父母对我的归来很是惊喜。母亲把我身上的衣服换下来马上拿去洗了。我与父母聊了会儿天，便补充睡眠去了。本以为回家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结果刚刚睡着就被叫醒，是小区的特派卫生员和人民医院的一个大夫，来为我检查身体，并给我一张体检卡，让我每天要打电话汇报体温。

    我问电话费谁给报销？

    俩人没理我便匆匆离开了。

    我为医院的动作迅速感到惊诧，想起一句话：不论多么先进的通讯设备，也比不上某些民族的口头传递速度快。深刻体会到了它的现实意义，绝无夸张成分。

    航航，你还好吗？我怎么这么快就开始想你了呢？还真是没出息啊，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