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代表性作家的刘仁前，目前已创作了数量可观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与一批优秀散文，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创作风格，即致力于里下河区域的自然史书写，用生动可感的方言土语开展小说叙事，描绘稳定连续的人物谱系，展示精彩纷呈的里下河风土习俗与生活场景，形成了“清丽、本真”的风格特征。刘仁前文学创作的哲学基础是儒家传统思想，尤其是王艮及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具有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文学的独特追求。

    关键词：刘仁前、创作风格、里下河文学流派、清丽、本真、香河记事

    作者简介：刘满华（1964—），男，汉族，河南固始人，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研究。温潘亚（1964—），男，江苏响水人，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扬州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史理论研究。

    创作风格指作家们在一系列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带有综合性的总体特征。每一个优秀的作家由于世界观、生活经历、性格气质、文化教养、审美趣味、艺术才能等的不同，在题材选择、主题提炼、情节安排、人物形象塑造、结构布局、语言运用等方面，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形成了不可重复的风格。所以，风格是作家精神特性的印记，是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只有那些笔耕不辍、刻苦探索、独辟蹊径、勇于创新的作家，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刘仁前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表现上世纪60年代以来里下河地区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小说作品中，具体体现在思想追求、素材处理、情感表达、生活展示、人物塑造、结构情节、叙事安排和语言运用等方面。他以泰州学派王艮的民本以及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为构思、创作、叙事的基本原则，以里下河区域的人物群像、人文传统、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地域特征与物产风貌等作为表现内容，并开展叙事、抒情和人物刻划。他的创作风格呈现出清丽、本真的现实主义美学风貌，清丽是指其故事、叙事、语言与日常生活一致，舒缓、清淡而亮丽；本真是指其文学叙事无理性雕琢、加工的痕迹，直书生活原貌，是对“香河”自然史的真诚书写。刘仁前的小说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连续的人物谱系和精彩纷呈的生活场景。他使用的叙事语言已做到大众话语与精致方言的融合无间。

    一、本真的生活内容

    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核心和代表性作家，刘仁前的文学创作具有流派的基本风格构成与典型美学特征，即独特的“清丽、本真”品质。他的小说创作属于广义现实主义，但其清丽、本真艺术风格既不同于去主体性的新写实文学，又区别于理性主义主导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新历史主义文学的非理性、反理性特征同样有着显著区别。这些区别表现在其文学创作风格的自然形成与构成形态上，表现在文学内容与精神实质上，表现在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 平民化哲学思想对其深刻影响上，也表现在他对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创新上。

    刘仁前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仁学”体系。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结合天人一体的传统，顺应时代发展，把世界本体演化为“百姓日用”；一切源自生活，一切归因于生活；一切为了生活，一切回归生活，生活本身就是一切。这种思想统摄并指引着刘仁前的文学创作。

    在整体风格上，刘仁前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本真”特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包括两层含义，现实生活本身的真实和生活后面的历史真实；对生活的真实描写，是为了揭示历史本质规律服务的，后者才是目的。刘仁前的文学创作摒弃理性主义本质观，书写日常生活原生态，再现里下河人共同的生存结构与生命样态。他以极其冷静而细腻的笔触把生活事实和盘托出，没有任何宏大叙事的使命感，也不提供关于历史规律的任何信息。文学中的原生态观念早在新写实文学中就为人所知，但是，刘仁前却在“原生态”的描写中，深刻揭示了人生的内在真理与秩序，可见，他并不追求纯粹的“零度”写作，只是用来说明作家对生活事实的坚守以及客观冷静的叙事方式。刘仁前的小说关注人性与人情，具有明确的价值追求，与新历史主义的无序与非理性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创作内容上，刘仁前的小说也具有鲜明的本真特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往往关注的是大历史、大叙事，追求高大上。新写实文学的“原生态”写作则容易导致庸常化以及深度感消失。新历史主义文学中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崇高人格等内容遭到彻底放逐，私人性的内心情绪、边缘性的野史轶闻成了表现中心，用平庸猥琐与犬儒主义的人生态度，解构人之为人的真正意义，取消了人性的尊严。而刘仁前的小说却以平凡“小人物”的小叙事为主题，兼容社会变革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叙事，他关注的是繁琐的现实生活本身，并不刻意表露某种历史意识或愿望，作品表现的就是小人物，即“小写的人”。

    刘仁前小说的本真特征就其自身而言，是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深刻影响的结果。他深信人的情感和欲望具有天然合理性，但又坚决反对贪欲、恶欲、不孝、不悌、纵欲等与自然、和谐相对立的邪恶欲望，人生观念质朴本真、性情开朗而明丽。《香河》以聋子的视角构建生活世界，就是以百姓日用本体论建构世界以及关于世界的认知图景。把这种认知结构与里下河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生老病死结合起来，与里下河的水灾、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与里下河的时代变迁以及淡化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了《香河》的多彩画面。同时，由于聋子的边缘化身份，使得他能心平气和地看待香河人的人生历程，对家庭恩恩怨怨、个人情感纠葛能抱有比较散淡的心态。恰恰也是因为聋子的视角，能够清晰地看到香河人无比珍惜生命中美好的事物，例如，爱情、友谊、亲情。这也造就了他们坚韧、敏感、自尊与善良、宽容、闲散并存的性格特征。更重要的是，聋子叙事视角使被遮盖的虚伪人性得到自然揭示，而且可以让那些日常化的事物显露本真内涵。这种角度，不但可以揭开那些正常化叙事视角所掩盖的人性虚伪，而且可以让那些日常化的事物，比如世态人情，那些概念性的历史逻辑，比如“文革”、毛主席逝世等，在聋子的感觉中，具有了更为感性化的体验。这样的叙事视角与画面呈现难度其实是很大的。

    刘仁前描摹现实、讲述故事时关注的只是生活，不刻意追求额外目的。生活是前进的，故事就是进步的；生活是循环的，叙事的内容就原地转圈。正像王艮“百姓日用即道”表述的那样，自然本真的生活就是一切，甚至不隐射、不暗示。里下河文学不像批判现实主义贪求揭示历史演进的规律，也不像我国的古典文学以虚构故事载圣贤之道，即如《三国演义》中的为了赞美忠诚与仁义所开展的种种虚构。

    “百姓日用”之“道”要求一切来自本真的生活，一切融入自然生活。里下河的建筑是与民居、民俗、民生融为一体的，实用又精致。“百姓日用”本体论主导下的生活观念、民风思想与简朴的民居风格一起呈现出平民性、实用性、兼容性品质。因此，刘仁前笔下的里下河人自为而不逍遥，自信而不妄为，坚韧却不暴戾，勤劳而不颓废，就像清澈的里下河水平缓流淌，一代一代平淡而悠然的生息繁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具有自然文化内涵与社会学意义的文学母题，不仅揭示了怎样养一方人的秘密，而且点出了养一方什么样的人的主题。在里下河乡村伦理的影响之下，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充满了一种温情与暖意，作品塑造如此众多的人物，却没有“至善”也没有“至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没有十全十美，也没有十恶不赦，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许多不足之处。《香河》着力展示乡村生活的自然生态，《浮城》《残月》则书写外部世界商业文化侵入后人性的挣扎和命运的躁动。只是这种“直面”和“揭露”有个“度”的问题，没有一味地强化、渲染，也没有一针见血，而是一种充满温情的再现。在小说中，当然有对乡村社会伦理和人性的揭露，比如男女情感的游离，人与人之间的欺骗与伤害等，但始终没有将人物的刻画推向或善或恶的两个极端，而是把他们当作普通的正常人来描写，让他们直面客观存在的里下河现实生活，体现生活的博大和人性的丰富。

    二、清丽的艺术品质

    刘仁前像里下河人一样，坚守百姓日用即道的真理观，以百姓日用为本体建构物理世界与世态人生，以一种纯粹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处理情感与理性、自然法则与社会礼制、欲望欢乐与责任付出以及个人与集体、个体命运与国家兴亡等关系，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面对洪水、瘟疫等各种天灾、人祸，以保身论（王艮奉行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思想，而且不仅藏“才”、藏“能”还要藏主体）为价值追求，达者积极进取，而不会忘乎所以；隐者坚韧务实而并不颓废沦丧。  

    百姓日用本体观认为自然、社会与万事万物都是百姓日用的延伸，历史与真理在百姓日用里得到显现，并体现其人生价值与历史意义。刘仁前以一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一种相对静止的时间观，一种相对封闭的生活样态，一种无限循环的历史观，生活着、思考着、书写着。刘仁前用百姓日用即道本体论建构文学世界以及关于世界的认知图景，疏离意识形态；以一种忠实的写实手法，把百姓日用的真理观与里下河人的现实人生结合起来，把历史观念、历史意识与里下河的洪水、瘟疫、政治运动，与里下河的水乡生活、里下河人相对封闭的思想观念，以及里下河人的生老病死、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描述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里下河社会生活，塑造独具个性的人物形象，揭示里下河人本真而清丽的生活历史，展示里下河人的生活画卷，形成刘仁前文学创作独特的“清丽”的艺术风貌与创作方式。

    刘仁前通常淡化时间维度，把线性的大历史时间观融入相对静止的循环时间意识中，多用并置、往复的时空叙事，把意识形态融入百姓日用的家长里短之中，采用散点透视，淡化情节，继承汪曾祺散文化写作方式，以及留白、虚实结合的手法。刘仁前的小说创作状态就如同里下河人的生活状态，冲淡平静的讲述过去或者正在发生的故事，以一种自然、率性与本真的创作境界，以一种质朴、沉静、豁达的写作态度，以一种生活的自然形态为出发点从进行创作。所以，他的文学写作就是里下河人的百姓日用，就是一种生活样态。一切来自百姓日用，一切回归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既是创作的源泉，又是写作的内容，也是文学创作的目的。

    《香河》描写的是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兴化水乡香河村的故事，作者平淡平静且舒缓有致的描述着香河村里缓缓而清澈的河水，平静而安详的村落，纯朴而勤劳的村民，展示那里的风情、风景、风土、风物，村民们活得实在，细致，有规有矩，有滋有味，令人向往。

    阿根伙聋子的叙事角度具有非凡意义，这种几乎纯粹自然的视角与叙事方式与百姓日用本体论高度契合。在聋子的世界里，清丽而本真的生活就是一切，意识形态、历史真理、社会体制，甚至法制意识都被淡化。阿根伙的认知图景就是生活本身，就是自然人伦，清丽、本真得就像自然流淌的香河水。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学说认为，至高的“道”，人生的真理就存在于衣食住行之中。作为里下河人的刘仁前，他的小说便在平凡人生、日常生活中闪烁质朴的光辉进而，揭示“真”，展示“善”，张扬“美”。

    刘仁前的小说在清淡委婉的讲述中闪烁人性光辉，在平凡而充实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平静的谦卑与得体的高傲”。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鼓励人们追求合理的财富与地位，满足自然欲求，但反对贪欲与奢侈。《秋韵》的主人公扬子独自收割庄稼的劳累却被丰收的喜悦、婆婆的关爱、奶孩子的愉悦尤其是小学放学，即将出现的丈夫的身影冲淡了；丈夫是老师，是知识分子，她并不要求丈夫出外挣钱，也不要求丈夫下地干活，只要看到丈夫，听到那重复的幽默，心里就美滋滋的；扬子的最大幸福就是卖完猪在县城馆子里吃一顿，然后与丈夫一起逛街、购物。《故里三陈》中陈小手接生根据家庭情况要接生费，陈四敬城隍为民祈福，陈泥鳅为穷人下水救人分文不取，都展现了里下河人知足常乐的生活观念与真诚善良的人格。

    刘仁前的文学创作继承发扬中国传统艺术中意境、白描、虚实相生等理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把时间引入空间，认为历史是按照某种既定规律演进的，一切现象、事件都有起因，有头有尾，呈现历时特征。刘仁前小说则表现为共时性与历时性统一，故事情节舒缓有致，人物性格通常很稳定，少见大的起伏；形象清丽典雅，意境意味悠远绵长，具有强烈的画面质感；善于运用白描手法，力求呈现方言土语的自然清丽与诗性特征，使小说具有令人着迷的散文化倾向与抒情色彩。小说中清新的意境以及对真善美的颂扬、虚实相生的画面效果等无不体现其小说叙事的“清丽”特征。历代里下河人生活自足，生活内容素朴单纯。里下河水系通达，清澈激荡，水草丰美；油菜花开，一片金黄；芦苇茂盛，碧水连天；水上森林，清新优雅；人物俊朗，习俗开明。这些素材内容构成了刘仁前文学创作“清丽”风格的客观基础。

    三、香河：自然史的真诚书写

    就像威廉·福克纳创作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加西亚·马尔克斯以马孔多镇创作《百年孤独》、莫言依托东北高密讲述“红高粱”，刘仁前以自己村前一条小河——“香河”为坐标，精心且耐心的打造着《香河》《浮城》《残月》《香河记事》……，从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35年来，刘仁前一直致力于“香河”文学地理的打造。

    成熟而优秀的作家文学地图中，或明或暗都有自己的文学地标作为书写与表达的根据地，一个寄托意象、情思、理想的地理空间。它的名字可能是虚构的，但生活方式、内容与地理却是实实在在的，它是作家广阔无垠的魔法地，是作家奇幻的百宝箱，又是作家心中坚实的、历史的艺术想象宝库，是艺术家艺术创作与收获的生生不息的庄稼地，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缩影、象征，它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记载。刘仁前生活过的那个小村，有一条无名小河，是作家童年的乐园，刘仁前的作品里，叫它“香河”。刘仁前的系列作品里，趣味特色的民间俚语，章法可依的婚嫁礼数，代代传承的乡风习俗，水生土长的乡土菜食，有滋有味的杂色小点，底层生活的人情世态等等，都滋生于这个特定的地理环境:“香河”。

    刘仁前的“香河”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地理上的又一张文学名片。从“约克纳帕塔法县”走出了威廉·福克纳，马孔多镇奉献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国东北的高密闪耀一个光芒四射的名字——莫言，而里下河地域的“香河”走出一位潜心追求的作家——刘仁前。如果说这座闪着独特光芒的文学地标——香河是一个建筑群，长篇小说《香河》无疑是其中心与标志，它的四周有序的排列着《浮城》《残月》《香河记事》《楚水风物》《香河四重奏》等系列作品。

    从长篇小说《香河》，到《浮城》《残月》，刘仁前完成了以“香河”为基地的70多万字的《香河三部曲》，成为用长篇书写里下河历史变迁的第一人！（《在两个文明的交汇点上——读刘仁前“香河三部曲”》2015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第24版 丁帆文）从上个世纪80年代，短篇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在全国获奖，到当下《喊工》《大瓦屋》《罱河泥》等15个系列短篇小说所构成的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再到202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月城之恋》《相逢何必再相识》，以及随后出版的中篇小说选集《香河四重奏》，刘仁前不仅完成了“香河”书写在小说体裁上的全面涉及，而且完成了对“香河”这一文学地理的更深入更深情的挖掘。

    有评论者对此这样评价：“当中国进入现代化转型的时期后，乡土文明的整体性开始渐次破碎，甚至逐渐消逝。刘仁前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他选择了一种自然实在的文风书写故乡，以极为质朴的文字将乡土世界的整体性经验记录下来，让那些平凡的香河人在日常生活中焕发出独特的光芒，建构出一个独特的香河世界。”（《复活乡村的一段自然史——刘仁前《香河纪事》系列短篇读后 》2020年1月10日《文艺报》 张晓琴文）

    2005年前后，刘仁前用短短四十天就顺利完成了《香河》30多万字的写作。在《香河》研讨会上，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二十多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电影导演对这部具有浓郁里下河风情的“原生态”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香河》被誉为“里下河版的《边城》”、“里下河风情全息图”。（《兴化民俗风情的全息图

    ——刘仁前长篇小说《香河》研讨会纪要》2006年6月23日《泰州日报》袁晓庆文）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就曾这样说过:“现在读刘仁前的作品，一下子勾起无数童年的回忆……风车、田螺、粽箬、虎头鲨是我亲爱的里下河大地涂抹在我们心灵上永不消褪的图腾”。（《楚水风情最难忘》2017年第四期《太湖》王干文）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当有三个维度：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的完整描绘方能体现作品的深度，刘仁前的文学创作充分展示了这三个维度。《香河》结束的地方是《浮城》的开始。在《浮城》中，作家的视点上移了，《香河》的视点是最基层的村，而《浮城》的视点从村到了乡镇，到了县城，但它呈现的仍然是里下河地区的景观，自然的、人文的和政治的。《香河》中青涩少年柳成荫大学毕业后几经磨炼，到了《浮城》里，已经成了楚县的县委书记。《香河》与《浮城》在故事时间上实现无缝衔接，作品勾勒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完整的乡村社会生态全景。《浮城》的着眼点是社会学与文化学意义上的乡村，而非政治学的，它延续了《香河》的美学风格与意义图式。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现行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及从政逻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作为一种生活记忆，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基层政治标本的浮城，这种书写仍然是有意义的。《浮城》中写到的百年一遇的洪水，对各市县领导人的任职、起伏、命运和他们对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着清晰的记忆。这是一种来自传统的知识自觉与历史思维，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集体记忆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自古以来，对一个地方的言说都是由这样连续的“微观政治史”构成的。不过，这些历史、知识与记忆，这种“微观政治史”以有别于“正史”和文书档案的方式被传播和书写，尤其是有别于理性主义主导的大历史、大叙事，它们被生活化、细节化、个体化、传奇化和情感化了。当然，这也是小历史对大历史的一种解构和重塑，是小说对历史文本的解构，是刘仁前小说对批判现实主义历史叙事的重构。这样的叙述其实是一种策略，政治有时不过是一个符号，是一种叙事的线索，通过对农村与乡镇的政治人物的叙述，人们可以简单地将一个时期的生活整合起来，使本土历史单元化、独立化，人们通过相对独立的叙述单元进入富于本土特点的话语情境和交流空间，而个人的体验和创造性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其间。

    《浮城》中的不少故事和场景，其原型都是作者所熟悉、经历过的，而那段岁月正是作者成长和改变人生的关键时期。著名文学评论家汪政先生在评论《浮城》时说，“对于里下河地区的读者来说，它是一部断代史，它以个体书写的方式在为一个地方作传。”（[刘仁前长篇小说《香河》《浮城》:用文学为故乡作传] 2013年5月15日《文艺报》第2版头条 汪政文）这样，可以看到中国县级政治的许多故事，看到在当年乡村还较为封闭、稳定的情形下的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方法。不过，它不可能单纯地在政治层面运作，必然牵涉到乡村隐蔽的权力、宗族、人伦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不管你在哪个位置，你都不可能只是一个官员，你会被赋予多种身份与角色。《浮城》从柳成荫由邻近的清江市调回自己的家乡楚县任县委书记开始着笔。这里是他的故乡，有他的父亲母亲、亲朋好友，有他的同学发小、昔日的恋人。每个官员和属下都是有故事、有来历的。柳成荫的每一步施政都要面对这些人和事。所以，作品并没有把柳成荫单纯地作为一个“政治人”来刻画，他也不可能这样。于是，柳成荫不能不与昔日的恋人陆小英重叙旧情，也不能不考虑到父母、熟人的感受，不能不与那么多关系和权力周旋，面对乡亲们的劳动与希望，他在洪水面前甚至丧失了“大局观”，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在故乡短暂的政治生涯。所以，与其说作品在写柳成荫，不如说是通过他展现那个年代里下河地区的风俗史和人情史。

    相较于《香河》里的香河村，《浮城》里的楚县更为广阔，作品仍然将它作为典型的里下河风土的延续，只是笔法与前者稍有不同，《浮城》更硬朗，更具概括性。如果说《香河》以画面和气氛见长的话，《浮城》则以线条与知性为胜。

    刘仁前的《浮城》是他乡土写作之旅的延续，他再次用“香河”叙事完整地呈现了以乡规民俗为依托的小传统下安全而自足地运行的“乡土中国”。“作品不仅在后乡土社会为人们留下了具有实证意义与方志价值的苏中平原水乡的典型风俗画，而且揭示了中国农村生存与发展的路径依赖、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作家对地方的执着书写显示了一种来自传统的知识自觉与历史思维，他对地方的生活化、细节化、个体化、传奇化和情感化的美学处理证明了新的‘微观地方史’的可能性。”（2013年10月，《浮城》获得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特别奖。施耐庵文学奖评委会写给《浮城》的颁奖辞）

    《残月》仍然续写的是香河的故事，作为“香河三部曲”的终结篇，《残月》讲述了在21世纪初的当下，柳氏家族第四代人——柳安然之重孙、柳春雨之孙、柳成荫之子——柳永，长大成人之后的青春爱情、情感纠葛、初涉社会的心路历程。

    柳永并没有如柳成荫所愿，在仕途上有所发展，而是进入了21世纪初的中国娱乐圈，成为月城颇有影响的演艺经理人。他的理念是：消费人生，拒绝崇高。然而，他的演艺经营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2008奥运之年这一大背景下，围绕“迎奥运大型演唱会”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上演了一幕幕当下现实生活的“活报剧”，政界、演艺界、社会各界各式人等轮番登场，在社会现实舞台上尽情表演，可谓精彩纷呈。小说重点在柳永和三个女性之间展开故事。田月月，一个极具舞蹈天赋的苏州姑娘，与柳永有着甜蜜而美好的爱情。让她不能接受的是，在世俗的诱惑面前，她和柳永如此纯真的爱情瞬间化为泡影，结果导致了两个真心相爱的年轻人走上艰难而痛苦的“追寻真爱”之路；吴梦月，一个出没于情色之地、又不甘命运摆布的风尘女子，为构建“金钱王国”不择手段地拆散了柳永和田月月，终因田月月面对凌辱“舍命一跳”而良心发现，走上了一条救赎之路；秦晓月，一个在月城具有极高知名度的美女加才女，位居《月城晚报》总编辑之职，为众人所羡慕，面对诸多“逐猎”高手的追逐，她能够游刃有余地化解，而在柳永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面前却打开了自己的情感之门。因承办“迎奥运”演唱会引发的一场又一场风波，让她对事业，对仕途，由激情满怀变得心灰意冷，最终选择了令世人惊诧的辞职南下，放弃家庭，寻找柳永的“不归”之路。

    小说展示了在一个“金钱”主导一切的社会生态里，人们只能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尘世，无奈地演绎着各自残缺的人生。

    在写《残月》时，作家并没有按照传统审美，选择读者期盼的“大团圆”结局，而是批判当下社会芸芸众生的“残缺人生”，这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影射，也是对道德评判标准的一种修正。这是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用警醒和反思来表达对家乡最真诚的爱。

    作家坚持“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刘仁前创作理念，《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2017年第三期《作家通讯》刘仁前文)同样也包括把那些丢失的、遭受破坏的东西告诉读者，让时代来反思，为什么当初极力想留住一个不消失的原始乡村，现在却消失了？为什么很多原生态美景现在只有在生态园区才能看到？那些本应保有的所在为何都盆景化了？小说选择了一种开放式结局，这与《残月》特定结构与内容涉及密切相关，小说中人物的情感是丰富又荒芜的，命运的变化、取舍，左右抉择的因素太多，于是留下一个想象空间，让读者去续写他自己心中想要的结局。

    “香河三部曲”实现了“香河世界”的整体建构。三部作品所表现的历史阶段不同，《香河》是后“文革”叙事背景里的香河，《浮城》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香河，《残月》则是当下改革开放的多元化、转型期的香河。读者由此可见，外部世界特别是商业文化已经开始进入香河人的生活，打破了、扰乱了香河人原有的平静的生活秩序，不可知的生活与命运同样也在控制着香河人。

    “香河三部曲”着眼于“香河”这一文学地理，从不同角度揭示着生活的种种可能：一边是乡土生活的多姿多彩；另一边则是这一片乡土上的人性裂变，所处的困境、挣扎与守望。特别是《残月》，就是对当下的折射和隐喻。可以看出，作者对“香河”的固守，毋宁说是一种守望的姿态。这种守望里，有回忆，更有想象与梦想。

    四、精彩纷呈的生活场景、稳定连续的人物谱系

    着力呈现家乡风俗、风物、风情，是刘仁前创作的特色之一。作家把故乡——里下河那些独特的风俗风物风情吸收进自己的作品里，向读者朋友们展示出一幅幅浓郁的里下河风俗画卷。小说中对里下河地区的世俗风情，比如物产、婚俗的描写，其实都是作者童年生活印记的一部分。早在《楚水风物》里，作家就写了许许多多的家乡物产，像水里野生的菱角、茭白，像地里生长的山芋、芋头、胡萝卜等等。

    从香河村进城，要经过一条很长的河，河流当中有一个大的芦苇荡，就是现在的乌金荡，小说中乌金荡有打野鸭的情景，有水上野鸭嬉戏的场面。在传统风俗中，有吃腊八粥的风俗，过年农家小孩子满村跑拜年的风俗等水乡婚俗风情，从请媒、访亲、合八字、通话、忙嫁、迎娶、抢上风等等。在特定环境中，随处可见村树的枝枝杈杈上爬满了长长的丝瓜，开着蝴蝶形紫花的扁豆，香河水面上开着四瓣小白花的菱角。在日常生活中，香河村人蓝花大海碗里装着的胡萝卜、粯子饭、生臭熟香的苋菜馉、有滋有味的螺螺蚬子……还有卖豆腐卜页、卖黄豆角之类的吆喝声，进了腊月，炸炒米麻花的轰鸣声，更有叫人嘴馋的糖团、春卷之类的风味小吃。当然，风情风物的描绘与作品中人物命运、社会生活紧密相关，体现了身在底层有着诸多无奈的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和向往，体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态度，以及他们把本属平常的嫁娶之事张罗得极有章法，颇见波澜。

    这些习俗与场景与里下河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积淀紧密融合在一起，构成了里下河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氛围。“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白娘子杭州断桥遇许仙”，“梁山伯祝英台十八相送”之类民间传奇，端午节为什么裹粽子，腊八粥是怎么来的，拜年站到人家门口该说什么吉祥话，端午节家乡人打粽箬、裹粽子，在端午节当天还要在自家屋檐下挂上艾草、菖蒲，那卖粽箬的女子挑了水淋淋的、翠绿绿的粽箬，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一溜儿软软的步子，实在是美得很，凡此等等，呈现出一幅幅鲜活的里下河风俗画。

    刘仁前的文学创作坚持“香河”人物谱系的构建。围绕着“香河”这个文学地理的营造，作品里满是一打开家门便能见到的“谭驼子”、“二侉子”、“祥大少”等一众人物，每到中饭市晚饭市便看到他们捧着蓝花大海碗，碗里装着胡萝卜粯子饭，还有苋菜馉、螺螺蚬子之类，蹲在家门口吃的有，串着门子吃的有，边吃饭边谈天说地。看着他们吃起来有滋有味的样子，似乎皇帝老儿的御膳也不如呢！作者把他们请到自己的笔下，塑造成了小说中的形象。著名作家、评论家徐可在评论文章中指出，“香河三部曲”中一共塑造了108个人物形象，这与我的先贤施耐庵笔下的“一百单八将”构成巧合。（《应是飞鸿踏雪泥——浅谈刘仁前《香河》三部曲中的人物形象》2015年10月9日《文艺报》第2版 徐可文）

    从《香河三部曲》到《香河纪事》和《香河四重奏》，刘仁前刻划了众多的“香河”人物：柳安然、三奶奶与王先生这一代，是刘仁前文学视域中香河最老的一代。中年一代如香元、谭驼子、祥大少一代，这里包括那些与香元有过瓜葛的同龄女性如香玉、来娣子等；年轻的一代如柳春雨、水妹子、琴丫头、翠云、阿根伙、柳春耕、黑菜瓜、陆根水、阿桂等；更年轻的一代，以柳成荫、陆小英、谭赛虎等为主要代表。这一代，在《浮城》里走到了前台，成为重点着墨的主要人物。只不过，这一代人的活动背景，已经远离了香河，而是被安排到了县城；第五代人则是《残月》中崭露头角的柳成荫的儿子柳永。

    香河中的人物塑造形色各异。男人中如原本是个教书先生的柳安然，说起话来总是“曰”字当头，让人觉得略显迂腐；村支书香元，到处“播种”固然可恨，但在面对宅基地调整的问题上，不惜停职检查，还是看到了他的担当；生产队长，有“芝麻粉”之誉的“祥大少”，玩牌、听戏、打老婆是他的“三好”，分田到户之后他发现村民们原来不用他喊也会早起的，这固然是对他的讽刺，但又决不仅仅是讽刺他“祥大少”的；从东北当兵回来的“二侉子”把“知道不知道”常挂在嘴边，却把心留在了东北。“摸鱼鬼子”谭驼子，“柳下取呆子”是他的拿手好戏，一旦拿手好戏露了馅，他和他的家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回乡知青柳春雨，与心爱的姑娘爱得如痴如醉，之后又在两个女子之间痛苦挣扎，最终世事的变化让他无从选择。女人当中如在村医疗点给人家煮饭的三奶奶，她精干利索，却有着非同寻常的过去，一心希望宝贝女儿能有个好的归宿，终究事与愿违；身为寡妇的来娣子，面对香元支书多方照顾，只得以身相从；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的香玉，虽说属于“裤带子松”的那一类女人，但又不失有情有义；喜欢做媒的李鸭子，最终却因为男人不能生育而被逼向自己的小叔子“借种”；为了爱甘愿献出贞操的琴丫头，在经历爱的甜蜜与浪漫之后，留给她更多的是痛苦的相思与回忆。……如此众多的人物，都印着“香河”里特有的“水锈”。《浮城》里的柳成荫，在官场中沉浮；《残月》中的柳永，在当下演绎着自己的残缺人生。刘仁前深潜在香河世界里三十多年，为人们奉献出这一系列香河人物谱系。

    五、方言土语造就的小说叙事

    刘仁前的文学创作深受地方文化的熏染，是一位展示地方文化、艺术、思想的行家里手，是一位致力于用家乡话写作的优秀作家。

    正如茂腔之于莫言一样，淮剧对刘仁前影响深远，作家从幼儿时受淮剧耳濡目染，逐渐建立起自己关于社会生活的样态、道德规范与人生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桃花扇》是刘仁前少年的“伙伴”，说到扬州评话如数家珍，柳敬亭备受刘仁前崇敬，他的艺术想象肇始与动力，一泻千里的表现方式，无不深受地方文化的影响，同时，淮剧对刘仁前的文学语言、艺术创造力的催生都起到巨大诱导作用。它使刘仁前彻底摆脱西方文学，尤其是盛行一时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走上自己独有的乡土文学叙事，最终形成自己的文学创作风格。

    刘仁前讲述的是地道的里下河故事，实实在在的里下河人物风情，理所当然应该用地道的里下河方言土语讲述，用里下河的方言叙事。

    随着他对里下河的眷恋越来越深，刘仁前在乡土化的道路上且行且远，力争在城市化、同质化越来越快的今天，坚定而坚实地走下去，走进里下河那令人迷恋、神往的文化过去与现实，确立一个坚实永恒的“里下河”。“香河”系列呈现了一个真实的里下河，一个鲜活的里下河，一个最具原始风景、最具深处情思的里下河。而这种艺术叙事与描写是与里下河方言土语同构的。

    刘仁前对里下河一带的方言土语、民间歌谣，表现出由衷的喜好。家乡话，构成了刘仁前打造“香河”这个文学地理的语言基调。无论是作品的叙述语言，还是笔下人物的语言习惯，无不有着深深的地域烙印。在《故里人物三记》中，冬季里，“祥大少”们（小说中的人物）穿着破棉袄在巷头上见面，彼此打招呼，“穿棉袄”不说“穿棉袄”，而是说“杠”。“喝酒”不说“喝酒”，而说“扳”。小说家庞余亮读后很是感触，且念念不忘，他说，一个“杠”字，一个“扳”字，神了。

    无论是在刘仁前的散文作品中，还是在他的小说中，对里下河民间歌谣、俗语、小调、淮剧等的引用和吸收，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这不仅让作品呈现出了一种特有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乡土特色，而且也打上了鲜明的里下河印记。在域外人读起来产生一种弥漫其间的迷离、奇幻氛围，起到美学上的陌生化效果。

    无论是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还有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和中篇小说选集《香河四重奏》，都有着大量里下河地区方言土语的运用。用方言读刘仁前作品更流畅、更痛快。《香河》曾由泰州人民广播电台以里下河方言制作成长篇小说连播，在广大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刘仁前用方言土语创作，就是为了让读者记住这个地球上还有这样一个村落，它叫香河。毕飞宇的小说里也有一个特定的地域：王家庄，但是毕飞宇曾经说过，他小说里的故事既可以发生在王家庄，也可以存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应该是毕飞宇访谈中说过这样的话，具体出处不确切）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毕飞宇用普通话写作，王家庄只是用来表达、承载思想的载体。香河，不仅仅是香河村，它是整个兴化农村，甚至是里下河农村的一个缩影，一种典型的再现。因此，用融合无间的里下河方言土语叙事，是呈现原滋原味里下河风情与生活场景必然要件。

    刘仁前深受汪曾祺的影响，尤其是语言。陈建功在《故里人物三记》的点评中讲到：有那么多所谓的“汪迷”，但好像还很少看到有像刘仁前这样学汪曾祺学得这么到位的。（【“读后信笔”（评《故里人物三记》】1987年5期《中国青年》陈建功文）汪曾祺说过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思想和语言》1991年第四期《写作》汪曾祺文）汪曾祺是一位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作家，他的小说语言有着浓厚的书卷味：清新，干净，高雅，而且他的语言呈现了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蕴含了非常强大的力量。他的语句很短促，喜欢用短句子，刘仁前的文学叙事同样能短说的尽量不说长，能几个字表达的不用一句话去写。这样的叙事方式极适用于白描与留白，这是对汪曾祺的艺术遗产的继承与创新。

    方言土语可以起到警醒与反思作用，以表达对家乡最真诚的爱。《香河》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上世纪60、70年代里下河水乡的淳朴风情，它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画卷。到了《浮城》《残月》，则更多地关注外部世界入侵水乡后人性裂变与困境、挣扎与守望，但是这种“直面”和“揭露”依然张弛有度，没有刻意的强化和渲染，而是以一种悲悯的精神呈现在叙事中。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家们的内心也产生了许多的迷惑与忧虑，以前传统的乡土经验，在遭遇一种陌生的城乡变革经验的时候，难免产生不适感、甚至反感。比如，土地的流转与流失，城市化与乡村规模化经营，乡村道德伦理式微等迫切的现实问题与人性的挣扎、心灵创伤等内在的焦灼，依然纠结于当下的乡村社会。面对乡村新的躁动，传统价值观念遭遇新的挑战。在《浮城》中，对乡村政治、权力等现实问题也进行了集中的书写和揭露。到了《残月》，则完全采取展示与批判的手法，没有了《香河》中“田园牧歌”的抒写，也没有《浮城》中对政治生态的某种期许，而是让小说主人公进入了娱乐圈，成为一名演艺经理人。作品要展示的是当下城市商业大潮中的社会生态，“香河村”的后人们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尘世演绎的残缺人生，用方言土语描述更具警觉意味，体现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与精神守望。

    这种警醒与反思，在系列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中体现得十分充分。15个系列短篇所编织的“香河”世界，无一不是悲剧。作者用“痛彻心扉”一词昭示创作感受，足见其深意。这并不代表作者的情感发生了变化，不爱自己的家乡，恰恰相反，这是作家对家乡爱得更深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