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你的作品中对于乡村社会伦理有怎样的表现？

    刘仁前：正如很多论者已经指出的，我在作品中展现了一幅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画卷。这既是我内心的一种浓厚的怀旧心理，同时在我的内心，也有一种对这些逝去物事，包括乡村伦理的美好以及遭到破坏的反思。也就是说，既为那些正在逝去的事物，保留一份文字上美好的记忆，同时，也在思考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有没有丢失了什么？《香河》写的是后文革叙事背景下的里下河，《浮城》和即将出版的《残月》（《香河》、《浮城》、《残月》构成了“香河三部曲”）则是当下改革开放的多元化、转型期的里下河。《浮城》里柳成荫的官场沉浮，《残月》里柳永的情感纠葛，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乡村伦理对他们两代人的影响，他们的进与退、得与失、浮与沉、上与下、取与舍，其实都是暗含了对乡村伦理的诠释。

    读书报：里下河的乡村伦理对你的为人与为文有怎样的影响？

    刘仁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具有自然文化内涵与社会学意义的文学母题，不仅揭示了怎样养一方人的秘密，而且点出了养一方什么样的人的主题。具体而言，在里下河乡村伦理的影响之下，包括我在内的众多里下河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充满了一种温情与暖意，他们的笔下没有“至善”也没有“至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没有十全十美，也没有十恶不赦，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读书报：很多评论家认为里下河的作家很少直面有违社会伦理的乱象，你怎么看？

    刘仁前：我认为肯定是直面的，我的三部长篇小说，《香河》着力写乡土生活的自然态与原生态，《浮城》、《残月》则书写着外部世界入侵后的人性裂变、困境、挣扎与守望，表现人性的挣扎和命运的躁动。只是这种“直面”和“揭露”有个“度”的问题，没有刻意进行强化、渲染，也没有一针见血，而是一种充满温情的再现。在我的小说中，当然有对乡村社会伦理和人性的揭露，比方男女情感的游离，人与人之间的欺骗与伤害等，只是没有将人物的刻画走向善恶的两极，而是把他们当做普通的正常人来描写，因为作家要直面客观存在的里下河的生活现实，必须体现生活中博大而丰富的人性。

    读书报：你认为乡村社会伦理在里下河文学中有怎样的重要作用？

    刘仁前：里下河这片广阔的地域（或者说水域更为恰当），在滋养了里下河儿女的同时，也塑造了作家们的性格乃至观察世界和人生的眼光。里下河的地理因素奠定了独特的历史人文基因和乡村社会伦理，而这种独特的人文风情和乡村社会伦理，又无不影响了作家的价值取向。毫不夸张地说，里下河作家娘胎里出来便带有自己的文化底色。没有里下河的乡村社会伦理，就不能构成里下河文学的精神内核，进而影响作品，这种影响是浸透在血液里的，并且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流淌在作品中。

    读书报：对于里下河文学流派，今年的话题与去年有怎样的调整，出于怎样的考虑？

    刘仁前：其实，并没有作太大的调整，去年首届研讨会更多从外部对里下河文学流派进行界定，比方地域、代表作家、人数规模等。今年是想走向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内部，对其内在肌理进行梳理和解读，目的是进一步做实、做深，通过让专家更深入地探讨流派内核、本质性的东西，从而更好地发现和探究整个里下河文学流派独特的、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内容。

    读书报：你认为自己的作品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中有怎样的特点？

    刘仁前：一直以来，我都在自觉并努力地展示里下河地域的独特文化，全面而特征性地把它呈现出来。我的小说常以细腻抒情的散文笔法，描述里下河水乡的乡风民俗和生活故事，大都具有浓郁地域风情，被评论家称为“苏北里下河风情的全息图”。我还大量将里下河地区的方言俚语运用到小说中，致力于以美学和文献的方式凸显地域个性。同时，我也在作品中描绘那些社会变革下的村庄中带有“水锈”的人物，揭示他们在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的矛盾和困惑，表现出一种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

    读书报：里下河文学流派在未来发展上有怎样的规划？

    刘仁前：今后我们将在成立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的基础上，一是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二是策划出版里下河文学流派系列丛书，今年已推出了中短篇小说丛书一套10册。三是策划出版中心研究刊物《里下河文学》杂志，定期刊发作家创作与作品研究文章，2014年度《里下河文学》杂志已经出刊，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肯定。四是以打造里下河文学流派品牌为主题，策划一批研究项目。五是建立本地作家和评论家“一对一”的跟踪研究机制，加强本土作家作品的跟踪研究。此外，通过在国家级重点文艺报刊进行深入宣传报道，进一步扩大里下河文学流派在全国的影响力。

    （本文发表于2014年10月29日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