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摇曳着人文浆汁的秋果

    从夏入秋，文学积蓄着春天的山花烂漫和夏季的雷霆风暴，又散发出独有的初秋气息。郭文斌的《风调雨顺》（《山花》2010年第7期）在2010年的初秋文学里独树一帜，显现着作者对历史、文化、民俗，乃至个体生命、情感、时间的宏大而细微的精神审视，在祥和、温润、素朴、节制的心灵结构之中饱蕴着深深的忧虑和澎湃的激情。西北作家郭文斌近几年的文学探索一直呈现出一种艺术高度和人文精神追求。他的文学创作一如未受污染的西北大地那样，格调安详宁静，情感饱满和谐，发散着浓郁甘醇安抚世道人心的魅力。《风调雨顺》不仅赓续着成名作《吉祥如意》的艺术风格，而且还尝试着新的情感探索。他还是在写天真纯一的孩童记忆，还是在写烂漫温馨的童趣情感，还是在写悠久古老又满富生机的民间民俗，写得是那样的从容淡定，写得是如此的质朴感人。依旧是可爱懂事的五月、六月姐弟二人，依旧是善良本分的爹和娘。他们在“二月二”的农节里，为了家人的平安、农事的丰收而祈福而忙碌。《弟子规》的琅琅背诵，盲龟穿目的奇异传说，《御驾亲耕》的古老阐释，“二月二，龙抬头”的民间歌谣，这一切无不赋予了作品文本强烈地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色。《风调雨顺》更是写出了时间的悄然流逝，爹和娘的日益衰老，以及面对公正的历史不得不低头的现实情怀。在《风调雨顺》里，郭文斌始终怀着一颗悲悯敬畏之心，那是对生命的感恩和尊重，那是对历史逝去的无奈和忧伤。郭文斌又一次用诗性浪漫的文字表达，用自然浓烈的情感记忆，来解救苦苦挣扎于“现代病”的“患者”们，用饱含体温、饱蘸深情的文字打扫心灵垃圾，舔舐情感创伤，构建一处几乎无法寻觅的精神栖息地。郭文斌确实是一名疗救心灵痼疾、缓和精神焦虑的“医生”。

    虽然的《好大一棵树》（《芙蓉》，2010年第4期）仿佛是神秘习得汪曾祺描写故乡高邮的一丝神韵和真传，作者写“记忆”中故土里城道的点点滴滴，写它悠久灿烂的风土民情，写它深厚醇正的民风民俗，也写它森严有序的宗法伦理，写它浑然一体的文化包容力，都是信手拈来、成足在胸，自然、随意，堪称句句到位、笔笔传神。华北平原一个普通的小村落——里城道，在作者笔下俨然成了中国北方乡土记忆、家族文化、民间传统的活标本。热闹非凡的庙会，走街串巷的小贩，婚丧嫁娶的诸般习俗礼仪，家长里短的日常故事，都在作者笔下饱满、丰盈起来。就像小说标题一样，家族文化、宗法传承在民间社会在乡土百姓的眼里，就是一个大树，它枝繁叶茂，挡风遮雨；同时它也有自己的天生的痼疾弊端。《好大一棵树》里也写了民间文化藏污纳垢的沉重一面：父女乱伦、丈夫虐妻、重男轻女、婆媳争斗，这些特殊的“风景”、特殊的存在，使得小说更为真实，令人折服。

    王祥夫的《红传奇》（《红岩》2010年第4期）。一名原本叫朱金花的农村少女，被曾经的鱼贩子、现今的大款王大年相中，成为他的“续房”。虚荣的王大年强迫朱金花改名叫“朱红”，强迫她忘记自己的卑微出身。因为他们是“有修养的上等人”。小说看似荒诞不经，却深刻地点出了现代人尤其是“暴发户”们的虚荣、空虚、做作的精神状况。整个小说意象繁复多彩，叙述密实厚重，文本的寓意深邃复杂，不断挑战着读者的阅读经验和艺术感受，令人啧啧称奇。

    傅爱毛的《换帖》（《莽原》2010年第4期），诠释着乡村文化最为地道淳朴的一面，尽管小说最后是以悲剧性的故事收场。“换帖”者，在乡村民间的文化规则下，顾名思义就是男女将生辰八字彼此交换，作为“订亲”的重要仪式。《换帖》中，穷困潦倒的刘二拐，因为身有残疾、邋遢懒惰，都四十岁了始终是个光棍汉。但是，在村 长的说和之下，活着的刘二拐和死于非命的村姑翠枝硬是“换帖”结了“阴亲”。在村 长看来，刘二拐和翠枝虽然不能在阳世生活但是却可以在阴间恩爱“一万年”。村 长荒谬透顶的逻辑背后，掩藏的目的是要刘二拐替无依无靠的翠枝姑娘料理后事，省却村里的经济开支。刘二拐欣然接受，不仅高高兴兴地与翠枝“换帖”，而且对对翠枝的后事大包大揽，俨然以丈夫自居。读到这里，读者要是觉得作者在批判乡村百姓落后封建的文化心理，这可就大错特错了。孰料就是这个“换帖”仪式改变了潦倒邋遢的刘二拐，他的精神风貌、生活态度焕然一新。他对翠枝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和依恋，他对于“换帖”承诺的坚定恪守，让我们看到了乡土文化本真原始的自为状态。等到村 长将他的“活生生的”亲妹子介绍给刘二拐，刘二拐陷入两难抉择之中；因为他是个“换过帖的人，不能昧了良心”，他进退维谷，最后“自挂东南枝”，与他日夜思念的翠枝在阴间“团圆”了。小说以轻逸灵动的笔触写出一曲诚信寓言的绝唱挽歌，苦涩、沉重。此外，小说细节书写逼真而扎实，情节推进缓慢合度，处处具有“含泪的笑”的精彩和独到。

    二、风雨交织下的秋虫之音

    范小青的《接头地点》（《北京文学》2010年第7期）展现着作家的真诚与果敢，在类似卡夫卡的荒诞语境中写出了当代中国现实的种种“变奏”与难言的哀戚。村官、高铁、高房价、大学生就业、非法占用耕地，这些热点性的现实元素在《接头地点》中，不动声色又极其巧妙自然地向读者一一展示。整个小说叙述从容老道，笔致自然流畅没有一丝一毫的雕刻痕迹，范小青的艺术创造力可谓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接头地点》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大学生马四季因为房子、妻子，“被”当了村官，成为“赖坟头村”副支书，然而，马四季来到赖坟头村的唯一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己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前程。马四季要想找到赖坟头村、找到赖支书，可不是那么容易。小说就此以马四季的“寻找”为推动故事情节的隐形线索，从一个侧面冷静地折射出了现代化进程下，乡土社会的暗淡无望的可悲命运。现代性的浪潮在城市化的暗流之下汹涌澎湃沸腾不止，它无声无息地进驻乡村社会，在阵痛中缓慢地改造农业文明，同时发生痛苦裂变的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风貌、人文景观，乡土社会的道德底线、伦理秩序也在悄然褪色变质。小说中，当赖支书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用耕地做坟头进行商业交易的机密时，乡土伦理的挽歌性哀鸣仿佛已然奏响。赖支书自掘坟墓般的荒唐举动，在获得短暂利益的同时，失去的却是乡土文明的淳朴和本真。诚如小说最后写道，多年后当马四季坐上高铁回北京想看一看曾经的“赖坟头村”的时，他却什么也没有观察到。高铁本身隐喻了现代性强烈的物质化大潮，它最后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吞噬掉了最后的土地，一起被吞噬掉的还有乡土社会规整的文化秩序和厚重朴实的道德规范。由此，作者通过小说本身寄予了厚重的艺术思索，也发出了严峻的现实拷问，从而对当代社会现实具有了浓烈的警示之意。

    刘仁前的《谎媒》（《钟山》2010年第4期）将叙事焦点挪到江北水乡，在香河两岸芦苇丛中演绎乡村痴情男女的悲欢离合，一段爱恨情仇的悲剧、喜剧、闹剧里有丝丝天然的哀怨，也有淡淡唯美的柔情。真是别有一番“新乡土小说”的雅致和神韵，读来使人爱不释手，印象深刻。《谎媒》里琴丫头和柳春雨，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理想情侣，孰料造化弄人，琴丫头惨遭歹人陆根水蹂躏，柳春雨被村姑杨雪花“望上”。曾经以身相许的美满恋人，双双作散，另置新家，且是在同一天或嫁做他人妇，或成为他者夫。是敏感脆弱的爱情经不起风吹雨打的长久考验，还是抵挡不住世俗目光无形审视?或许都有，或许如同爱情本身一样飘渺不定无法准确言说，无法给深陷爱情漩涡的恋人们肯定的答案。《谎媒》打破乡村爱情叙事的“大团圆”结构模式，刘仁前“另立新宗”，探求它法，进一步来思考艺术人物的本源性宿命，来挖掘故事背后隐含的哲学性意蕴。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再现，提升了小说艺术的审美境界，彰显了作者前卫的文学追求。同时，刘仁前谙熟兴化故土的山水风情、人文民俗，在他的笔下，那男女情侣的情歌对唱，那白茫茫一片的芦苇丛荡，那乡间恋人的月下幽情约会，都被处理得如诗如画，感情逼真，笔意浓切。还有老实木讷的二侉子、霸道威严的村支书、对恋人一往情深的水妹、能说会道替人拉纤说媒的“吕鸭子”，个个形象立体鲜活、性格生动饱满、情感真实细腻，语言传神妥帖，它们构成了《谎媒》另一处引人注目的美学亮点。

    农民工纷纷涌入城里打工谋生，除了留守的儿童、留守的老人还剩下了些什么呢？李康美的《空村》（《星火》2010年第4期）没有描绘离家打工者百般思念故土，没有展示城市文明对于乡土记忆的侵蚀破坏，而是巧妙地将关注点移入了“空村”——黄家寨——一个因农民纷纷外出打工而空置荒芜的村子。昔日人来人往喧腾不已的黄家寨，如今只有二十余口老弱病残：哑巴、照顾病人的黄闹闹、看管孙子上学的唐春花、八十多岁的五婶五叔。小说从名不见经的黄闹闹当村小组长写起，乡间的破败、人心的凋零在不经意间被作者一一揭露，加上诙谐聪明的哑巴、泼辣能干的唐春花、精明狡诈村支书赵洪声，《空村》的审美质感读来五味杂陈。小说既审视乡村社会的恒常不变，又对它的伦理变化更迭深怀忧虑。

    晓航的《最后的礼物》《朔方》2010年第7期用超现实主义的艺术笔法，讲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现实传奇：明知目标不可实现却“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现代精神的经典演绎，还是一出荒唐透顶的闹剧？我们不得而知。小说中，“我”对于美女“米兰”的爱情想象，终归是一场可望而不可即的轻飘幻梦，而“我”最后以整个青春为代价却没有结果的“足球赛”，其中的隐喻色彩值得捉摸再三。晓航用大胆奇谲的想象力、丰富夸张的叙事情节、放荡不羁的理想人物，来抗衡庸常凡俗的现实生活，那怕是在飘忽不定的梦幻里，那怕是在懵懂模糊的想象中，这种艺术勇气和思想耐心，都值得称道。

    残雪的《老蝉》（《花城》2010年第4期）立意新颖，构思奇巧，把一个现代人类的存在寓言，用超现实的笔墨勾勒得清晰、准确。老蝉以一个历史记录者的独特角色，冷眼旁观着自己的同类们：狡猾的蜘蛛、嬉闹的喜鹊麻雀、狂鸣的新蝉、老蛤蟆的“男低音”；同时，它也是种种人类声音的谛听者：小区人来人往的喧嚣吵闹，夫妻间的吵架斗气，邻里的纷争矛盾，尽入老蝉的“法眼”。残雪以飘逸轻盈书写凝练厚重，以黯淡无光对应生机盎然，以冷漠警惕之笔唤醒热切生存之心，是一篇用心良苦的经典文本。

    三、都市情感的初秋涩味

    都市情感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叶梅的《小颜的婚事》（《百花洲》2010年第4期），描绘了二十九岁的大龄“剩女”和三十三岁的阔家子弟的爱情，向我们展现了都市情感的独特涩涩的味道。《小颜的婚事》的两人爱情游戏像极了《倾城之恋》的现代版。香港的沦陷无意间成就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倾城之恋”，《小颜的婚事》里的小颜和吴其似乎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再加上“第三者”王小青的盲目“搅局”，三人间的情感困境，浓缩了现代婚姻与爱情的可笑和可怜。作者阿袁的现实观察力敏锐犀利，她借婚姻问题直击现实社会的百态情状，管窥欲望时代里的浮动人心。构思睿智，笔致轻盈灵动，结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董立勃的《阿春》（《山花》2010年第7期）有着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的味道，但在结尾中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文本精神结构。“长的好看”阿春，她的命运又是如何呢？是否又会重蹈红颜薄命的老路？董立勃没有给出或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答案，而是将阿春的情感体验、人生经历从容地展示出来，留下极大的艺术空白，供聪明的读者思索。故事中，阿春与李首长、司机小戴三人之间的情感纠结，被作者处理得巧妙严密，几近天衣无缝。直至李首长因公殉职，司机小戴离阿春而去，成为寡妇的阿春虽然成为人母，但依旧是容颜不老，显现出一种女性生命的不容亵渎和侵犯的尊严。女性的情感宿命与美丽容颜之间的丰富含义，在小说《阿春》之中恰到好处地传递了出来，颇使人玩味深思。

    付秀莹的《说吧，生活》（《广州文艺》2010年第7期，作为《广州文艺》“都市小说”系列，无论从思想追求和艺术形式上，都堪称代表性文本。一个发生在现代都市的偷情故事，被付秀莹组织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既有形式上的新颖探索，又有思想上的严密拷问。昨日的同学，今天的上下级，男女主人公邬荔和岳不唯从青春时代的暗恋，到各自成家后发生的“一夜情”，可谓历经坎坷却顺理成章。难能可贵的是，付秀莹在把握人物心理时合理的分寸感，加上飘忽不定的隐秘心事、若明若暗的叙事节奏，都在传达着暧昧多义的情感张力，拓展了小说本身的审美维度。

    王秀梅的《关于那只纸鸽子的后来》（《花城》2010年第4期），展现了偶然相遇于列车的“他”和“她”，在不经意间重蹈着十八年前的“初恋”。时光流逝，使两人变得不再认识对方，彼此已是形同陌路。但是浪漫温馨的爱情“谎言”，并没有因此褪色变质，反而更加璀璨更加温润人心。在小说里，我们读到了真实情感的伟大力量，我们体恤到了悲天情怀的无处不在。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个上帝，他在认真导演，严谨地安排着这一出情感沦落和精神救赎的感人故事。作者的审美构思精妙细致，文气丰沛清新。

    胡学文的《入侵者》（《广州文艺》2010年第7期），散发着神秘、幽然的精神紧张，这种精神紧张与叙事力量的交替博弈，组生了强大的思想场域。无处不在的话语弹性，一方面为精神的紧张、收缩提供了不断延展的艺术空间，又与叙事因子一起“合谋”一起蓬勃生长。小说里的“我”不断地从都市逃离，逃到一个没有丝毫束缚和压力的远方，那是对精神家园的无奈寻找，是对乌托邦世界的深情凝眸。然而，城市已经无法彻底扎根，乡村又变得面目模糊，何处是“我”真正故土，哪里又能安妥“我”担惊受怕的魂灵？“我”终归是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在这个意义上，精神焦虑的颓败，自我救赎的无力，令人绝望。胡学文把人的内心痛楚、心理恐惧甚至如困兽般的无望挣扎，在不动声色间精心地镂刻了出来。

    四、历史树林深处的幽暗明灭

    历史深处的记忆如何呈现？这是文学使命与职责中的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叶舟的《姓黄的河流》（《钟山》2010年4期），向我们展现了历史树林深处的幽暗明灭。在恐怖、阴冷的纳粹集中营，一对年仅十三四岁的孩子如何坚强地生存，不屈地抗争？他们如何在纳粹魔窟里保持最后一丝个体生命的尊严？叶舟的《姓黄的河流》，用文学性的情感追溯，真实、沉重地再现了沃森和米兰达两个孩子在绝望中用诗歌来保存一丝希望，在恐怖里用诗歌坚持点点梦想的感人故事。集中营中，他们抄诗念诗、背诗作诗，互相拯救敏感的心灵、互相温暖伤痕累累的身体，他们用灿烂的诗歌华彩相互照亮相互慰藉。黑暗吃人的动荡岁月，对诗歌的热情是他们等待黎明到来的最后一丝曙光；和平年代，他们偶然失散又是用一本薄薄的诗集彼此寻找彼此温暖，最后相知相恋，建立起的深厚友谊和生死不渝的爱情。沃森和米兰的纯洁爱情通过对罪人的宽恕、对恶人的人性救赎、对生命本体的忠贞敬畏，一次次印证着人之为人、爱之为爱的思想价值和情感意义。作者的艺术设想悲悯博大，深沉恢弘，如一曲跌宕起伏的灵魂安抚之歌。小说本身的情感冲击、故事韧度、叙述节奏，凝重有力，读来摇曳生姿，叙事魅力四射，是一部中篇佳作。

    李木生的《泰山夜话》（《钟山》2010年第4期），描写两位二十八年未曾相见的老战友相会于泰山脚下，夜谈“革命时代的情与爱”，充满了浪漫传奇色彩。缓缓舒展的军营记忆，红色年代理想的高扬，三位性格迥异形象不同的女兵，与“我”的感情纷争渐渐浮出水面，清晰而自然，虽没有儿女情长的婉转动人，但在红色文化、绿色军营的背景笼罩下，就有了特殊的味道，就成为特殊的情感存在。军营内铁一般的严格纪律，森严的上下级秩序，刁蛮阴险的指导员，恶劣的生存环境，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都熄灭不了“我”与小卓、王卫红、秦仪芬先后发生的微妙情愫。“我”与三位女兵或真实或虚幻或懵懂的情窦记忆，丰富了单调乏味的行伍生涯。三个女兵有的温婉可人，有的深明大义，有的泼辣豪爽；如今，这些昔日的“军中红花”也在时间的淘洗之下，成为遥想昨日记忆的情感酵母，只剩下两位战友略带伤感情调的喟叹，令人不得不感慨岁月的无情。《泰山夜话》的艺术结构精妙，叙事扎实厚重，文字老练沉稳，落笔干净有力，到处洋溢着多姿多彩的生命情感律动。

    戴斌的《水桐》（《广州文艺》 2010年第7期）的艺术魅力是多重多维的。读者首先会被它华丽流畅的故事情景深深吸引。读完《水桐》，掩卷而思，它缓慢别致的故事节奏，哀婉凄美的情感内容，淳朴干净的人性之美，水桐姑娘的为情而死，令人感伤，也令人绝望。作者把这些饱含民间艺术气息的审美元素，安排得井然有序，把握得合情合理。水桐的美丽传说在兵荒马乱的历史里，竟然成了无辜儿女们惨遭屠戮的无奈见证。儿女情长在革命暴力面前，是如此弱不禁风，是如此不堪一击，这是历史之恶，还是革命之罪？作者探索的是革命的真正含义真实起源，这样一些敏感、重要文学母题。作者没有囿于历史本身固有的逻辑惯性，而是跳出以往的叙事圈套，摆脱气势恢宏波澜壮阔的主流成规，用一个普通的传说故事，来深思来质疑以革命之名来行罪恶之实的历史性灾难。这篇小说的文化视野高屋建瓴，历史拷问发人深省，见出作者不凡的思想涵养。

    钱国丹的《遍地阳光》（《钟山》2010年第4期），是一篇有着较强叙述耐心的小说。它将普通女工灰灰三十年前的一段“梦魇”经历不地追溯，不断地加以艺术想象，既对应当下现实生活，又缅怀悠然不再的童年往事。三十年前那个“遍地阳光”的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使灰灰的内心埋下了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以致导致她的情感残缺？是母亲的暴虐乖戾导致的影响？还是爷爷的“梦游症”使然？作者并没有完整地交代。但不管怎样，就像小说标题所暗喻的那样：遍地阳光，一切人性的复苏都在静静地开放。灰灰心灵的焕然痊愈，让故事增添了温润感人的底色和光芒。小说的叙述淳朴自然，文笔凝练，三十年前的往事和三十年前的现实互为表里相互印证，让读者不得不赞叹作者灵活多变的叙事智慧。

    五、温煦的秋日阳光

    郝炜的短篇小说一向精彩，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年前》（《星火》2010年第4期），同样呈现了这一精神质地。父亲早逝，哥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长兄为父”的沉重使命。弟弟上学在即，哥哥在“年前”为了弟弟上一所好的高中，而忙碌奔波而操劳不已：廉价地卖掉粮食积攒学费，毫不犹豫地杀掉年猪犒劳中学校长，低三下四地给教育局长送礼走后门。哥哥的良苦用心换来的是什么呢？弟弟远走北京打工谋生的信念毫不动摇，几乎寸步不让。在《年前》里，情感的冲突、交流的隔阂、代际沟通的困难交织在一起，使小说有了几分不动声色的苦涩，些许难以察觉的感伤。

    艾玛《痴娘》（《滇池》 2010年7期）里王小荷是一个半痴母亲，脑子有点“不太灵光”，她生的儿子也是个“大头儿”（即脑残儿）。在常人眼里，母子俩是与这个平常的世界格格不入的。艾玛将这对不太正常的母子设置在“涔水镇”中，由“我”和小伙伴丘巴来充当观察者的角色，来叙述这对母子庸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日子平淡无奇似水而过，杂货铺里你来我往，赵引寿洗澡后的百无聊赖，“我”和丘巴偷窥妇女洗衣时的隐秘情景，这一些琐碎细密与小镇闭塞、单调的生活常态浑然不分。诸种氛围营造、细节渲染都是作者精心而为，小说设置的情感力量在最后一刻奔涌而出：一位落拓邋遢的老乞丐把米糕施舍给王小荷的大头儿子，将母子视为弱者予以怜悯，王小荷愤然拒绝，她身上积攒的母性力量在瞬间集中爆发出来。她不能容忍别人对大头儿羞辱般的“馈赠”，她用最极端也是最脆弱的方式捍卫着母爱的尊严、弱者的尊严。王小荷真是一位“痴娘”，她身上的母性情怀是那样的至善至纯，不容许他者丝毫的践踏与蔑视。

    徐岩《火车晃荡》（《当代小说》2010年第8期），写的是生活本身的酸甜苦辣，它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起伏，没有男欢女爱的炽热场面，有的只是平淡如水的生活本身，它荡涤尽铅华，余下本真和自然。小说写了一名普通列车员的情感波折，道出了善良小民脆弱、敏感的心灵内核。列车员木祥被昔日的情人赵小凤告知妻子可能有外遇，他终日紧张不安、甚至潜伏回家暗暗侦查，后来知道这是杜撰的谣言，此时他却阴差阳错与赵小凤“亲密接触”，懊悔不已的他悟到要“老老实实地做人”，他善良的人性开始复苏，面对他人的家庭困难慷慨解囊，对妻子也恢复了曾经的温存和关爱。小说叙述连贯，情节不蔓不枝干净简洁，作者把丰富多样的艺术体验，融入平凡小民的生活之中，于细微处见真情，于平凡里显出温馨的人文关怀。

    张小痣的《莲池居》（《江南》2010年第4期），有着很强的叙事冲击力，它将主人公王喜善的神秘经历融入福临街古板单调的生活氛围之中。两种互异的生存方式、两类不同的人物形象，产生了极为紧张的叙事紧张。小说在散淡朦胧的艺术氛围里，书写了王喜善、福贵、翠芹等平凡人物的性格力量。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底层人物身上，既有发人深省的人性较量，又有生命个体面对死亡时的绝望、挣扎和璀璨。小说一方面直抵人心脆弱的情感深处，另一方面也就产生了动人心魄的阅读美感。

    此外，刘玉栋的《一条1967年的鱼》（《山花》，2010年第4期）对宏大历史和细微人性进行了深沉追问。段玉芝的《一九九三年的耳朵》（《时代文学》2010年第7期），描写了一只耳朵所引起的一个散发着枣花香气息的爱情故事。石舒清的《韭菜坪》（《上海文学》，2010年第8期）写了一个宗教信徒如何在严酷动荡的岁月里守护高贵信仰的现代传奇。曹军庆的《盲人按摩店》（《福建文学》，2010年第7期）于方寸之间折射眼花缭乱的现实婚姻，孙海强的《五月柳絮飞》（《朔方》，2010年第8期）以轻盈俊逸的文字彰显宽容温润的乡土性伦理。叶梅的《小马、苹果和打杂的》（《北方作家》，2010年第4期）品味心灵感恩和回报他人的动人温情。何芳芳的《河边》（《上海文学》，2010年第8期）把一个人性较量和精神惩罚的故事叙述得惊心动魄。柏祥伟的《水煮水》（《山东文学》2010年第8期），讲述了一个因头发而发生的情感缠绕故事。柳岸的《聊吧随录》（《北京文学》，2010年第7期）以新颖别致的艺术形式展示扑朔迷离的官场腐败。冯积歧的《西瓜地》（《朔方》，2010年第7期）讲述了望子成龙却适得其反的乡村悲剧。韩旭东的《抢劫》（《清明》，2010年第4期）用同情的目光观察卑微底层的不幸和艰辛。小海的《喜鹊肚里带着蛋》（《文学港》，2010年第4期）诉说荒乱历史记忆之下难以割舍的父母大爱。喻敏的《狗王之死》（《西部》，2010年第4期）在犀利的笔触下审视乡村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唐光玉的《徐家沟矿难》（《北方作家》，2010年第4期）反省矿难悲剧下的文化心理，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集》（《山花》，2010年第4期）缅怀“崇高年代”里渺小村落的文化政治。陈然的《谁说我窝囊》（《长城》，2010年第7期）探寻现代婚姻背景下精神惶惑的根源。杨子的《一个人的探戈》（《朔方》，2010年第8期）直面青春男女感情纠葛的时代氛围，鞠志杰的《艳遇》（《山花》，2010年第8期）精致地刻画出了男女同事间的情感误会。黄运生的《地塘岭笔记》（《飞天》，2010年第13期）对底层小民的凡庸人生进行慈悲的关照。杨静龙的《玉水川上》（《花城》，2010年第4期）深沉地描绘抗日时期知识分子的满腔热血和民族傲骨。南亭的《大屋塘》以家族“寻根”的形式完整还原祖辈们的历史本原。安庆的《手推车》（《当代小说》，2010年第8期）采取别样的叙述视角想象老年人的情感困境。

    ——本文刊发于《当代小说》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