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更多人记住我的家乡

    刘仁前，笔名瓜棚主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理事、泰州市文联副主席、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曾获全国青年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中国散文年度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安徽文学》奖、泰州市文艺奖等多种奖项。著有长篇小说《香河》，小说散文集《瓜棚漫笔》、《眷恋故土》、《楚水风物》等多部，主编《黑猫丛书》（12册），著有新闻作品集《流水有痕》，作品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选（中国卷）》、《中华文学选刊》等多种选本。现为泰州日报社副社长、《泰州日报》副总编辑。

    问：长篇小说《香河》去年由泰州人民广播电台以兴化方言制作播出后，在广大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最近应听众要求，又在重播之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推出了《香河》的修订本。请问你当初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刘：这要从我的高中时期说起。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姓朱，朱老师。他讲语文课的时候，每周六有半天要给我们进行文学欣赏辅导，介绍当时全国有影响的短篇小说，对小说作系统的讲解。应该说朱老师对我文学创作的内在激发作用是很大的。

    问：这可以算是你文学兴趣的萌芽期。

    刘：是可以这么说。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二年的高中毕业生，也就是1978年，这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考的成绩中，语文和数学是这年兴化鲁迅中学考得最好的，但我偏偏就没能考上，就因为化学考的成绩非常差。

    问：因为偏科导致高考失利，看来早就不是件新鲜事了，接下来呢？

    刘：在那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有个很现实的事情，就是考上大学能解决户口问题。我到现在印象还非常深，老师在给我们做高考自愿填写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高校是为国家培养高等专门人才的地方，你们自己惦量惦量，够不够这个格。他这么讲有个意思，就是当时的高考和中专入学考试是分开的，那么我作为一个农村的小孩子，家里是非常想把农村户口这个问题解决掉的，所以第二年我复读的时候，就报了中专。这里面还也有个小插曲，我父亲很淳朴地跑到我们朱老师跟前问，靠我家最近的是哪个学校，朱老师告诉他是高邮师范。就这样我去了高邮师范，去了后的状况是，我进去的分数比高邮师范的录取分数高了40几分。

    在高邮师范，费振钟是我现代文学的老师，他对我做现代文学的作业批改很仔细，曾经有几次，作业的批语很长，像一篇小文章。费振钟这样也给我一种信心，就是我在文学这方面潜在的能力好像还是有的。我在师范的这两年，绝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读了小说。还很有趣的是，我当时在班上是学习委员，我们四个年级的学习委员都爱好文学，又都是兴化人，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兴趣小组，每个星期六我们就到高邮的一个陶然亭，到那儿聚会。

    问：就是彼此交流，互相切磋。

    刘：是的。我还跟费振钟老师做过“抄写工”，他当时也写小说，但还没开始写评论，我的字还可以，我就帮他誊写，然后我写小说呢，就请他帮我指点，这样一直到我1981年毕业。1985年开始，我有了基本成形的小说，第一篇就是《瓜棚小记》，后来这篇小说在苏州的《江南雨》杂志上发出来了，之后我被通知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江南雨笔会”，当时高晓声、陆文夫还给我们讲了课。1987年，《中国青年》搞了一个全国性的青年文学大奖赛，我就把《故里人物三记》投过去参加了，然后这篇小说在《中国青年》发出来，第二年评奖的时候获得了二等奖，我是江苏唯一的一个获奖者。应该说这件事对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直到今天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颁奖活动是在人民大会堂搞的，活动中我认识了当时文坛好多的一流大家，像刘心武，像陈建功，尤其是陈建功，他给我这篇小说写了点评，并第一次从我的小说里看到了汪曾祺对我的影响。受了这个鼓舞，第二年我写了大约10万字，然后出了《香河风情》这本书，陈建功又给书写了序。

    问：你在这个阶段就曾说过，“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关于家乡的一切”，20年后，你又在《香河》的扉页写道：“谨以此书——献给生我养我的故乡，献给故乡死去的和活着的乡亲们!”家乡的一切对你就那么刻骨铭心非写不可吗？

    刘：人的情感啊，应该说有各种各样的类别，有人非常自爱，有人对亲情非常看重，也有人对家乡的情愫啊，要更深厚一点。就我个人而言，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这跟现在的年轻人，跟比我们老一辈的人相比，处的是一个过渡阶段。那个时候学校教育也好，家庭教育也好，给我们影响比较大的，是对家乡要非常的热爱，对长辈要非常的敬重。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渗透到我的血液里，渗透到我的骨子里，就成了我的一种人生信念，进而转移到我的文学创作当中去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是说我愿意把自己的笔力，把自己的关注点，全部落到家乡这一块来。它跟一个人的内在情感以及他成长的方方面面是连在一起的。

    问：《香河》中对苏北里下河的世俗风情，比如物产、婚俗的描写可谓细致活脱，它们都来自于你的生活体验吗？

    刘：这些都是我童年生活印记的一部分。几年前我写的《楚水风物》，就写了兴化的物产，像水里野生的菱角啊，茭白啊，像田里长的山芋、芋头、胡萝卜等等，都是一系列的。我小时候从老家进城，要经过一条很长的河，河流当中有一个大的芦苇荡，就是现在的乌金荡，在荡里面能看到我小说里写的那种打野鸭的情景，也能在水上看到野鸭嬉戏的场面。我在小说里所描写的那一整套婚姻方面的风俗习惯，完全是兴化农村里下河这一带的。青年男女从相亲开始，到最后完婚，我只是如实地把它们写了出来。当然，回忆的文字肯定多了点诗意，在现实生活中去操作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会像现在阅读这些文字感觉到那种美感。

    问：《香河》中的各式人等特征鲜明，像祥大少、二侉子、李鸭子这些人物的名字就让人领略了个性一二，他们都是你生活中曾经的乡亲吗？

    刘：《香河》是我写给故乡的一本书，它里面的人物绝大部分都是有些影子的，但仅仅是些影像而已，是一种符号。像祥大少，可能是某个人的原型，或者说有某个人的特征能跟祥大少吻合起来，但多数时候，小说人物身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它不会完全等同于生活中的一个人物。但是小说中这些人物的设计，又完全来自于家乡生活所带给我的养份。

    《香河》里面我设计了两类人物，一类是正正规规的，像柳安然，这名字听起来就很有书卷味，他的几个孩子，柳春雨、柳春耕、柳翠云，也都有名有姓，而且听上去让人感觉到这孩子来自一个有文化的家庭。还有一类，就是祥大少、二侉子、李鸭子们，还有像三奶奶这一家。二侉子的母亲，她就没名没姓，人家都叫她三奶奶，至于三奶奶究竟叫什么名字，没有人去考证过，她的几个孩子，老大去世了，老二就是二侉子。小说中他在东北当了几年兵，回家后就有了一句口头禅：知道不知道？我们这儿说晓得，你晓得不晓得？那么在家乡人看来，他变成了侉子，就叫他二侉子了。像这样一个细节，有一个生活的真实。我们那儿确实有一个人，他在东北呆过几年后回来，有一次踏水车的时候，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水乡的人会水是不稀奇的，但偏偏他不会水，然后他叫人家救他，人家以为他开玩笑，河水把他灌了个半死，好不容易被人拖上来后，他跟人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会水你知道不知道？就这么落了个二侉子的名字。

    问：《香河》的语言中大量方言土语的迻用，决定了《香河》的地理背景就是里下河兴化，这样处理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刘：有朋友告诉我，现在有人读《香河》要读两遍，第一遍用普通话读，第二遍用兴化方言读，而且告诉我说用兴化的方言读更顺畅，更流畅。那么从我内心来讲，听到这样一种信息，我是非常开心的。固然这种阅读的过程和平常有所不同，但对我的家乡来讲，它让读者认识了兴化。当时我写《香河》的时候就有种私心在里面的，就是为了让读者记住这个地球上还有这样一个村落，它叫香河。

    问：毕飞宇的小说里也有一个特定的地域：王家庄，但是他曾经说过，他小说里的故事既可以发生在王家庄，也可以存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关于地方方言，他也说过，如果读者有可能看不懂，他宁可放弃它。你在《香河》中大量使用地方方言，有没有考虑到那些非兴化的读者阅读时，会不会有障碍？

    刘：其实毕飞宇也表达了他的观点，王家庄尽管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但是王家庄在他的小说里只是一种符号，就是说你再去找王家庄，很可能就找不到了，王家庄就是他用来表达、承载他的思想的一个载体。我的香河，你到兴化去找，可能绝大部分的自然村落，都是我笔下描写的这种状况。它不仅仅是香河村，它是整个里下河兴化农村的一个缩影，一种典型的再现。那么在这样一种地理背景下面，我想我的人物还是让他说兴化话好。由此我也考虑到不是兴化当地的读者，他不懂你这个意思，他的大脑里呈现不了那种画面、呈现不了那种场景怎么办？所以我用了大量的注释。我的这种语言，实际上是改造了的兴化方言，就是用合乎普通话规范的这种语言表述，然后夹杂着比较典型的兴化方言词汇，经过我的理解把它呈现了出来。

    问：有评论说《香河》真实而负责地写出了一定的历史生活，并由此说到这“为《香河》的文学品位奠定了坚实的颠扑不破的基础”，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刘：我还用刚刚讲过的“私心”来说，这种私心更多的不是来自于文学，而是来自于我对家乡的热爱，我希望为家乡留下一点什么。当然，评论这样讲肯定有他的理由，但《香河》的文学品质、文学品味，究竟会处在怎样一个层面上，我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问：将《香河》跟你以往那些小说散文作一比照，我觉得前面的那些文字，对于《香河》而言，似乎就是一种贮存，是长篇《香河》的一个准备，而《香河》就是一次总集了。

    刘：对，这个是有前后关联的。曾有位编辑跟我交流创作的时候讲过，说我早年以香河为题反映苏北里下河风土人情的短篇小说，是种鲜活的文字，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有可能获得成功。从《香河风情》开始，到今天已过去了漫长的20来年时间，现在《香河》出来了，我也并不认为我就获得了成功，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编辑，他的目光是敏锐的。最近王干写《香河》的评论，他用了“厚积薄发”四个字，当然，“薄发”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厚积”还不一定能够达到，从我个人的内在情结来讲，我是想通过这种积累，然后说不定哪一年，它能够出一个东西，也就是要爆发一次。这次《香河》的出现，就是一种自然的喷涌，一次爆发，我自己心理上也认可这一点。

    问：就像汪曾祺的作品受了他老师沈从文的影响，读你的作品，也可以明显感受到汪曾祺对你的启发。

    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汪曾祺对整个中国文坛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他不仅影响了一批文学创作者，还影响了一批有着相当层次的作家。陈建功在《故里人物三记》的点评中讲到：有那么多所谓的“汪迷”，但好像还很少看到有像刘仁前这样学汪曾祺学得这么到位的。我倒没觉得自己学得多么到位，但我学汪曾祺完全是一种自觉行动。

    王干的《香河》评论中引用了汪曾祺的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对我的影响，首先就是语言。汪曾祺是一位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作家，他的小说语言有着浓厚的书卷味：清新，干净，高雅，而且他的语言呈现了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蕴含了非常强大的力量。他的语句很短促，喜欢用短句子，我在学习中就注意着，能短说的尽量不说长，能几个字表达的不用一句话去写。汪曾祺还喜欢对事物作白描，这我从感觉上看去就非常亲近，以这种亲近感去学习就得心应手。汪曾祺就小说创作还说过一句话：不求深刻，但求和谐。就一部文学作品来讲，它能进入到一个和谐的境地，进入到让你读来感到非常惬意的地步，应该说不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在某种理念还在左右着文学创作的时候，汪曾祺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谓是语出惊人，具体反映到他的《受戒》、《大淖记事》，包括《异秉》、《陈小手》等一系列小说中，无不给人一种温馨熨贴的感觉，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感觉。

    有评论认为《香河》没有沿着塑造人物个性、寻找矛盾冲突这样一个路子去走，确实，我也没有去追求那种常规的写作路数，而是再现了一种平和、和谐，甚至近于原生态的生活。生活它是多层面的，我把更合乎生活本来的那一面呈现给了读者。这些都是汪曾祺对我的影响。

    问：《香河》的意义在哪里，历史的、当下的，还是未来的？

    刘：我跟王干开玩笑的时候讲过，我是从骨子里来讲，我们这些人还是一个农民，不管你穿着西装、打了领带、穿着皮鞋，走在宽阔的马路上，坐在高档的轿车里，骨子里面，你血液里所流淌的，还是一个农民的情愫。我写《香河》，不是借助故乡去表现什么，我要表现的就是故乡，我是要告诉人们，我的故乡是个什么样子，我的故乡的乡亲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我想让更多的人能记住我的家乡，这就是我所希望的《香河》的意义。

    问：已经有评论这么说：可能好多人会因为《香河》而记住兴化。由此想来，当下很多人崇尚原生态的一种生活，而旅游既是时尚，又是地域文化的展示，在这些方面，《香河》或许可以有所作为的。

    刘：有一个做了20年旅游文化的专家，推出了好多旅游项目的成功范例，他看了《香河》后跟我讲，《香河》如果被重视的话，会成为兴化的一个品牌。他对《香河》所呈现的兴化原生态的民风民情、自然地理风貌非常认可。他说如果能够沿着《香河》的路线，把一年四季所描述的场景，把那些风俗风物，有机地再现出来，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旅游项目。他说《香河》是苏北里下河风土人情的一个全息图。由文学作品转化为旅游景观，国内外都有不少先例，像鲁迅的作品成就了绍兴的旅游文化，沈从文的《边城》，让凤凰小镇名扬了海内外。

    问：近几年来，几位兴化籍的作家不约而同出版了以家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比如毕飞宇的《平原》，庞余亮的《薄荷》，顾坚的《元红》，你的《香河》跟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刘：我比较充分地想过《平原》、《元红》、《香河》这三者之间的异同。《元红》所塑造的，是一个小孩子小学、初中、高中的生活，中学以后的生活就涉及得很少了，所涉及的人物的情感，是以那种懵懂的少男少女的情愫为主的。而《平原》，毕飞宇想再现的，是那个特定时代里人与人的关系，反映的是一个妖魔化时代人的生存状态，他的社会性非常明显。那么《香河》呢，我觉得是介于他们两者之间的，或者说《香河》是个包容的东西，《香河》里面也有青年男女情感纠葛，这跟《元红》所表现的是一样的。除此之外，《香河》写了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几十年间的生活，这又跟《平原》吻合了。这样来看的话，《平原》和《元红》这两方面的东西，《香河》里都有，但《香河》所着意追求的，比如风物、风俗的描写，在另外两部里面，相对来讲成份要少一点。虽然都是以兴化为背景写出来的东西，但是真正写到具有兴化个性的，我觉得《香河》花的功夫更多一点。庞余亮的《薄荷》，它可能跟《平原》靠得更近一些。

    问：一个问过多位兴化籍作家的问题，兴化近20年来为什么出了这么多的作家？

    刘：其实这个答案应该说是很好找的。十来年前，我陪同翻译家梅汝恺参观郑板桥故居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一句玩笑话，他说文人到了兴化矮三分啊。我听了先是一愣，然后立即跟梅老打招呼，我说梅老你过谦了。不过梅老的话也有其说法，明清时期兴化确实出过一大批影响很大的文人，仅扬州八怪里就有郑板桥、李鱓两位是兴化人，还有被誉为东方黑格尔的刘熙载，《古文观止》里《报刘一丈书》的作者宗臣，当然还有《水浒》的作者施耐庵。

    问：这些都是兴化的人文积淀，再有当是兴化地理这一方水土了。

    刘：兴化是一个水乡，出门见水，无船不行。这样一个地方，相对来讲它比较封闭。封闭的地方当然是有局限的，但也有一个显然的好处，就是比较安静不那么喧嚣，由此而来的，生活在那里的人就能沉得下来，心就不会那么浮躁。而这种沟汊密布的地方，它又能让喜欢文学的人产生一些想像，这样的地理位置，加上已有的人文积淀，对后人来讲，他会受了这种熏陶的影响，沿着这条路子走下来，然后最适宜做的一件事，可能就是文学艺术了。

    问：《香河》30多万字的写作，你只用了短短四十天时间？

    刘：对，是这样的。一次我酒喝多了的时候，曾经跟朋友私下里吹过，说我其他不敢说，但是在当今中国的业余作家中，没有人写得比我快的。我这话说了时间不长，媒体披露莫言出了一个长篇，30几天写了40几万字，然后就有人跟我讲，我说我这话没有讲错啊，莫言他是个专业作家。这里我要说，我边工作边创作的这40天，确实是没有一点水份在里面的。

    问：算下来，这样你每天要写8000字，身为泰州日报社副社长、《泰州日报》副总编辑，公务又忙，当时是怎样一种境况？

    刘：最初我给《香河》设定的写作时间是一年半，为什么呢？毕飞宇跟我讲，他写《平原》写了3年，顾坚讲他写《元红》写了两年。那么我想，我比他们年长几岁，这一段生活我比他们熟悉；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也写了20年了，我觉得我能够比他们写得快一点。哪晓得进入到小说的那种创作状态以后，速度一下子快起来了，小说所再现的那种氛围，那些场景、人物，一进去，他们就都自由活动了，根本不需要什么苦思冥想，作家跟着人物跑，这种状态我真正体会到了。

    问：这种状态对每个作家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刘：是的。那些天上班后，我就把电脑打开，把U盘插上去，有人来办事，我可以丢下来跟他交谈，事情办好了，我转到电脑跟前，很快就能继续进入到小说里去。当时操作到什么程度呢？那段时间是要家里天天打电话给我，然后我才知道要回去吃饭，因为我已经写得沉进去了。回家吃饭，三扒两口吃好，在家里电脑上继续写，晚上什么时候睡醒什么时候起来写，已经不分昼夜了。

    问：这是一种亢奋的状态，也是小说创作中进出自如的状态。

    刘：确实是的，《香河》真的给了我这种进出自如的满足感。我是用“五笔”打字的，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动，前面一句还没有打好，后面一句，人物的语言就已经出来了，也就是我的速度跟不上人物所要诉说的这种速度。当时我戴着手表，表在手腕上我都感到嫌重，必须把它拿下来再去敲打，一块表的重量，就明显感觉到手腕上下上下的这种幅度啊，太沉重了，就有这种明显的感觉。而且很有趣的是，我跟毕飞宇聊天时，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他问我说仁前啊，你写《香河》，这么短的时间写出来，瘦掉多少啊，我说我长了3斤。40天，在别人看来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肯定要瘦，但我长了3斤。毕飞宇说你跟我一样，我写《平原》的时候也胖了好几斤。人们可能会感到这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啊。

    问：《香河》写完以后，你的心态如何？

    刘：完稿的时候是一个傍晚，我写上日期：2005年11月5日至12月15日，全部结束。我这个人呢，好像在文学创作方面让自己激动的事比较少。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很热的时候，我就投身到这个大军里头去了，我给自己定过目标，说30岁出第一篇小说，后来我正式发表《故里人物三记》的时候是25岁。按照道理来说，我应该是非常开心非常兴奋的，但是我清醒地记得，我当时没有感觉到自己怎么兴奋。后来我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过一种三五年出本书的想法，现实中这几年也都是这样过来了。《香河》出来后，从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平静的。

    问：最近又投入了新的写作吗？是否延续了自己一贯的写作风格？

    刘：《香河》出来后，我下一部小说的走向也形成了，这是我没想到的事。最近《长城》发了我的一个2万字的短篇《冤家》，《钟山》近期将推出我的一个5万字的中篇《谎媒》。创作的状态，在很多时候它有一个场，你进去了后，这个场它会领着你跑，你停不下来。既然，我选择了文学，此生就一定会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