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我的上一本历史小说《天下盐商》出版也快三年了，去年底我完成了当代小说《安河桥北》之后打算停一阵子再写，加之今年上半年我又完成了博士论文《数字经济视域中的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研究》之后，思想上也倦怠了两三个月，特别是俄乌战争以来，以及不确定的疫情给我的情绪带来很多负向的压力。

    九月份回到工作岗位后，我读了两个月的书，心中不免有些苍凉，甚至有些哀婉，时局总不见好，这样的状态很容易使人沉沦。我想还是继续写起来，只有在写的过程中重新搭起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中或许能够找到原初的向往。

    这也使得我反思我自己所写过的两部长篇，后一部至今没有纸质出版，前一部纸质出版之后又在喜马拉雅上发布了有声。我听了好多，一下子也觉得自己回到了少年时代，我是在收音机时代实现所谓的文学启蒙的，我对自己曾经出版之后的作品一般是不读的，但是我发现声音不一样，听过一遍之后仍然想听，似乎有一种百听不厌之感，我也惊讶于自己到了中年之后竟然又回到了声音文学时代的状态。或许正是这样状态，又催我继续写下去，哪怕就为这声音而写也是一件不坏的事情，而且还给我快乐。

    其实，我的文学语言不好，这也是我注定成不了大作家的原因之一，写了这么多的字也没有把语言把握好，想当年也曾傻傻地问过孙绍振先生，江淮方言可以写小说么？记得孙先生那时用方言跟我说起一些趣事。其中一些词汇至今还忘不掉，比如“神猴子”“困高（一说是苏州方言）”“逛（刮）胡子”之类，等等。说实话，孙老师的教诲倒是改变了我对方言的偏见，也给了我写作的勇气。实践再次证明，江淮方言不是写小说的障碍，这也促使我既要吸收方言的优势，同时需要在纯正汉语的实践中继续锤炼自己。

    说完语言，我得再说内容了。《天下盐商》《安河桥北》一日既往都是写的个体，当然都离不开一种政治背景和历史大势，这是作品无法挣脱的现实。所谓宏大叙事都隐藏在个体的背后，所谓的个体也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这也是我基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同样，在历史的洪流中如何建构个体，这不是问题，而是个体如何能够在所谓的大势中如何不被抛弃，这同样又是一个价值立场。回到《天下盐商》则是采取了一种妥协式的合作，夹缝中生存的智慧；而在《安河桥北》中则是主动出击，虽有一些无奈的迎合，总算以一种弃绝的态度对现实作了忍让。

    基于以上两部作品的基本调性，在我这本新作中，我一日既往地按照我的短篇小说集《你不必来找我》以及上两部长篇小说的基本路数，还以人物的成长为叙事模式，纵向写一个带着传统底层色彩并集西洋色彩的一个穿行于碎片时代中的亦侠亦商的新形象。我希望这个形象能将所谓的碎片时间织成一个美丽新世界。即使它不美丽，但也算是有意思的，甚至好玩的，这个有意思依然还是带着黑帮式的，也许是一种不要命的底层逻辑。

    说白了，就是一个“玩世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