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晏子那妞长得挺好看的，她有一双特别撩人的大眼睛，还汪着清亮的水，水波荡漾时我所感知的万事万物所有的意义就是那汪水。要说她有多迷人，这么说吧，像一首通俗歌曲里唱的那个“九妹”。九妹究竟什么样，就凭着您的想象了。

    她有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像缎子一样飘逸在她那小蛮腰和微微翘起的屁股蛋子上，走起路来左腿一抬右脚一迈，腰肢活泛得跟蛇妖似的，我突然想到四个字：婀娜多姿。特别是头发像翩翩起舞的黑天鹅，让我眼花缭乱。“这是世界上绝顶漂亮的称之为头发的头发。”我第一次在市府大厅里邂逅她时就这么跟她套上了近乎，我当时在心里估摸着她的芳龄，大概18岁吧？正是花季啊，太诱惑我这个花花公子了，这是开初我爱上她的全部秘密。

    那天后，我上班心不在焉，天天在市府大厅里晃悠。有一天，她猫着步来找我，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变成了乌黄，还糟蹋成一头乱狮子毛。我惊异得打了个嗝，半天才说：“啊，你是做蜡染生意的？”

    她气得瞪了我一眼，小脚一跺，脸蛋一绯红，这时她眼里的那汪水像面镜子，照着我得意的小胡须。我就爱看她这模样，千娇百媚的意思恐怕就这样。        

    每次都是她来找我，我没法找她。她像蝴蝶，突然飞进我的窗口。一天她装着一乱民坐在大厅里等着，还煞有介事地和她身边我估计是来自索马里亚或刚果的一黑小伙子热烈地交谈着，不时还眉来眼去、摆头扭腰地故意气我。我牙咬得咕咕作响，但我没有发作，大庭广众之下，我总得像个男人，别那么小器没出息。我装出若无其事一样从她身边走过去，飘过来，根本不睬她。眼里的余光注意着她的表情。

    第一个回合，她倒无所谓，还继续表演着。第二个回合她就忍不住了，突然站起来愤怒地跟在我后面说：“我是来找你的呀。”

    “你是来和那黑……”我还没说完，她几乎要跳起来了，拉着我的胳膊就想对我嚷嚷，我做了一个肃静的手势，她蹙着眉，脸上痛苦得像吞了颗老鼠屎一样特恶心着。

    我只有改口说，“以后不许和异性调情。”

    “谁？谁调情啊？”她委屈极了，眼泪都被委屈出来了。

    “你就会这套，没理了就装可怜，眼泪就是你的道具。”我故意狠心地冤枉她说。

    她足足有两个月没有和我联系，打电话关机。

    熬到第三个月的第一天她来了，她那头乌黄的狮子头又变成了红色，整个身子像一根点着红灯笼的长棍，我简直无法忍受了，冲她吼：“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她哪里懂中国，也不知道谁是张艺谋，更没看过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但她能从我愤怒的情绪和口气里闻到凶狠的味道。她也像凶狠的母老虎似的，把那一头红发披下来挡住那两汪水直接向我的胸口扑来，让我恍惚间以为自己那颗忠于爱情的红心被她挖了出来。幸好我出国时，会太极拳的母亲和会少林武功的父亲都一样教了我两手。来荷兰5年了，这两招都没派上用场，今儿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眼疾手快，一把抱住她，紧紧地拥着她。她瘫软下来，我反败为胜。

    不过，每一次和她闹气，最后还是我惨兮兮地败下阵来，挖空心思讨好她。我的毛病又犯了，我问：“今晚想去哪里吃饭？”

    当她兴奋得眼珠不停地转动，满脑子正搜索着这个城里还有哪些中餐馆、荷兰餐馆、苏里南餐馆、土耳其餐馆、摩洛哥餐馆等没曾去过时，我却在内心叫苦不迭：“干嘛烧包呀？一月才挣多少？”但我没有别的招，教她太极拳，她说“你觉得我老得需要打太极养生啊？”教她武功，她说“我不是穆桂英，花木兰。”

    她能说出中国古代这两巾帼英雄还是我讲给她听的。每次掏空了腰包送她回家后，心里就很郁闷，一个月的幸苦又打了水漂。

    对了，我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有两个绰号，都是人可晏子赐予的。一个是“政客”，当她很欣赏我时会这么抬举我。我倒不觉得有多别扭，还挺符合我的。我在市政厅工作，就是管乱民那一摊子破事儿。其实我是打杂的，就是将作废的资料清扫出去时，看看过道上有多少乱民还在排队。另一个绰号是“杂种”，这称呼从她嘴里叫出来挺亲切。其实我恼怒她时也在心里这么叫她。她是哪国人，不敢斗胆问，但我老在心里琢磨。有时我俩亲热时也琢磨。总扫她的兴，她就冲我最在乎的地方一窝一小拳头，气急败坏地吼：“杂种！”她不知道，其实我就在琢磨这事儿：“到底谁是杂种？”    

    不到半年，人可晏子剃了个青皮站在市府大厅里，还咧着嘴冲我娇痴地笑。（我当时正拿着一个垃圾塑料袋在大厅里转悠）我的天哪，这市府大厅里可不亚于戏院，热闹着呢。来申请荷兰护照的，来申请廉租房的，来询问乱民安置的，来办理短期居留的等等来自各方人士，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白人、黄人、红人、黑人让你眼花缭乱。这突然来了个外星人，铮亮的一光头，还是个漂亮亚洲妞。（我到现在也没明白她到底是哪国人）我顾不得旁人的怪异的眼神，一手拧着垃圾袋，一手拉着她，不由分说地往外走。

    “你疯了？哪根神经出了幺蛾子？”我压住怒火没有发作而是恶狠狠小声地责问。

    她这回没有发恼，神秘地笑笑，还从她双肩包里拿出一个浅色帽子戴在头上，那帽子的前沿写着某某动物保护协会。

    “嗨，政客，别这么大惊小怪的，你什么没见过？值得这么小题大作吗？我来告诉你，我已经是动物保护协会的正式会员了。明天我们协会组织一次宣讲活动，我要随他们到各个城市宣讲。周末回来我请你喝一杯去，老地方。”    

    “哪里？”我问。

    “你舅舅的咖啡馆啊。”

    “啊？”我的算盘被她拔尽了。    

    终于熬到周末了这天我提前去了舅舅那里，把我对人可晏子平时的怨气一古脑全吐了出来，像竹筒倒豆子一颗不剩。末了还添油加醋地说：“每次和这妞吃一次，即便来个GO DUTCH ，后面的零头还是我付。但接下来去喝咖啡的账单又通常是我付，她老是比我多喝一杯。”

    舅舅摆摆手说：“你这孩子，来荷兰什么都没学，就学会了‘GO DUTCH’。哪一天才成气候？为女孩子付一两次饭钱、咖啡钱还值得挂嘴边上。更何况人家付了一半的饭钱哩。这点儿气度还想和人家合伙经营咖啡屋呢。”

    哦，咖啡屋，我忘了说了，我在舅舅的帮助下办了一件大事，就是开了一间咖啡分店，我准备让人可晏子来做总经理，年底分红时各一半。这个好消息，我准备她来时再告诉她。

    我对舅舅说：“亲弟兄明算账嘛。来这里的人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走时付清账，过后不思量。”我把我妈在家时常唱的一段阿庆嫂的词改编了一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