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在哪里生活，邻里间你来我往时间久了，就会像亲人一样互相照应，互相关心和帮助。而这种邻里关系是不分各自习惯了的生活方式、民俗传统习惯、肤色、信仰等。因此，相互理解和包容后的结果是淡化了与生俱来的“标签”，东西方人的区别。其实，这个“世界由意志与表象组成，它们同时存在又相互区别。”大家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家庭像一朵七色花，相互容纳，相互映衬，相互照耀，绚丽各自独特的色彩，在阳光下绽放。      

    冬日早上我开窗透风，冷风呼呼灌进我的颈脖，一阵寒噤。红日像从冰窟里被拉出来一样，照在冷清的车站，只有来来往往的车辆远远地吐出一口口淡烟，算是叹息。

    后院邻居家孩子过生日，因新冠肺炎疫情无法像往年一样开派对，亲朋好友不约而同地开车来庆贺，车篷上张灯结彩、歌声飞扬，祝福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车竟在同一时间齐刷刷地从不同的城市开过来，自动组成一条长龙，几条七弯八拐的小区路上，一眼望去，见首不见尾，叹为观止。就近的邻居们也开窗探头，鼓掌助威。        

    远亲不如近邻。想起我和弗莱特的婚礼，我女儿一早发现屋里屋外被数不清的彩球、彩带、鲜花装点得鲜艳夺目，充满喜气洋洋的气氛。再看外窗、房墙、前院、后院还有篱笆墙，整个儿成了花的海洋。门外不远处的几个高箱绿盖上，端端正正地放着一块四边被彩色蜡光纸镶得唯美精致的大纸板，板面上的粉色包装纸像喷过光漆一样平滑而亮泽，嘉琪光满。上写：“祝贺Ming和弗莱特新婚快乐，永远幸福！”这是隔壁布朗夫妇带着他们5个孩子（从17岁到3岁）设计做的贺礼。布朗夫妇说，整个设计方案和购买的零碎东西全都是5个孩子群策群力的结晶，他们夫妇俩完全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干。几个孩子在家精心制作了一整天，完成后，都兴奋不已，耐心地等到半夜趁大家都睡觉了，才在父母的带领下，一家人大箱小盒，全装着这些彩球、彩带、鲜花、霓虹灯等零部件悄悄地开始工作，装饰了近2个小时。天寒地冻的，他们一家人为了邻居的婚礼而费尽苦心。我们一家人都噙着泪，感动不已。我真庆幸这辈子能与这样善良、美好的人们为邻。

    几年后，他们一家7口人要搬到北荷兰去居住，邻居们万般不舍，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晚会，每个邻居都送了礼物，我送了我最珍贵的字画。那天的场面既欢快又悲伤，一整场晚会，我的泪未干。    

    布朗一家走后不久，马克斯夫妇俩同样带着5个孩子成为了我们的新邻居。

    马克斯退休前是一家英国跨国公司的高级雇员，高级工程师。退休后围绕着两只猫，两条毛绒狗，修缮家院，做不完的活。傍晚，他牵着两条黑白分明的小宠物狗到处遛遛，两只猫可怜巴巴地趴在窗口，羡慕嫉妒恨地看着主人牵着它们的玩伴走远再返回。他路过谁家窗口，都会挥手致意，只有月亮或灯光给他回礼。

    马克斯喜欢谈中国，赞扬中国疫情取得的伟大成果，羡慕中国人现在能相比之下安全地生活，疫情后的不放松措施令他钦佩。他爱中国，从他眼神里看得清楚，他喜欢和弗莱特聊中国的进步和民俗，常常感叹，中国真了不起。疫情时，荷兰个别娱乐界人士在广播里唱甩锅的歌曲，他义愤填膺。有个别不法分子攻击中国人，他抨击这是无耻的行为。

    我很感激我先生弗莱特，他是一个真正爱中国的好女婿。回国探亲，他在母亲的养老院里，与老人们在一起，像一个工作人员，关怀备至，成为那里的“明星”。母亲住院，他下了飞机直奔医院，大手捂暖母亲冰凉的瘦手，在医院鞍前马后照顾母亲，端茶送水，喂饭，按摩，样样做。医生、护士个个伸出大拇指，曾有位小护士感动得热泪盈眶。母亲家装修，他献计献策，帮助工人，像给自家做事，全没有过去做老板的派头。他得到我母亲居住的大院里邻居们的称号：“中国好女婿。”

    比尔特小镇不大，邻里间关系融洽。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民俗文化格外有兴趣，对方块字也着迷。他们知道我这些年写报纸专栏，还出书，曾是三位女诗人被荷兰电台采访者之一，他们很羡慕也赞赏。他们说中国人礼貌，热情，真诚。他最喜欢听弗莱他讲一个实实在在崛起了的中国，因为弗莱特最有体会，他从1980年第一次随“荷兰飞利浦高科技技术展览”去中国武汉展览至今，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他算外国人中见证者之一。因此，他非常尊重这里的华人和我从事的华文写作包括我们的文学协会，他都非常关注并给予实质上的支持。

    马克斯的夫人燕妮喜欢吃我做了南瓜饼或糯米椰蓉甜点，吃到销魂处说：“我能带走一二给孩子吗？”后来我每次多做一些，事先装袋，她走时带给孩子们。孩子们周末派对，他们夫妇总会提前通知：

    “邻居们好，几月几日从几点到几点我们有派对，届时会喧闹一些，打扰了周围的宁静，敬请谅解，谢谢！”

    邻居们没有一个抱怨。荷兰人重视孩子们的任何活动，孩子中学毕业，会在自家门口高高地挂个书包，公示和庆贺，过路的人都会用恭喜的目光瞅一眼。我女儿一家来探亲，邻居嘘寒问暖，开玩笑说，“你说过，亲不亲家乡人嘛。”这是“曲解”，当然是幽默。

    另一个邻居贝特，独生主义者。是荷兰气象专家，戴一副深度近视眼，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提出很多有趣的问题。也是我家义务管家，我们回国探亲，夏天他浇花灌水，收取信件，冬天他扫雪收拾台阶。两家人像一家人，非常融和。

    阿娜丽丝来电话说提前祝我生日快乐，给我也写了邮件。这是她每年必须做的一件事，我每次都同样地感动。

    阿娜丽丝是弗莱特前妻的继母，和她丈夫“侠客”（谐音）住在比利时，夫妻俩待我们非常好，我女儿来，他们非常热情邀请，并无二心。我们结婚时，二老慷慨送礼，超乎普通荷兰人送礼的习惯，大有中国父母的宽厚仁慈，大度包容。婚礼上，他们夫妇俩拥抱我时动情地说：“从今以后，弗莱特是我们的儿子，你是我们的媳妇，你的女儿也是我们的孙女。”那一刻，大家拥抱在一起，眼泪褪去了脸上的新娘胭脂。弗莱特的前妻黛米和她现任丈夫汤姆来家做客，两家人像一家人那样自然而亲切。黛米跟弗莱特说起我：“她很单纯，热情，真挚，很傻气，好姑娘。”我相信她的眼神和语气，相信她的善良和大气。      

    桑德是弗莱特的朋友，一位不是邻居的邻居。这位富家公子，是原荷兰已故财政大臣的公子。近年来事事不顺，好像走了魔窟运，让朋友替他担忧。疫情前，他每星期都会来家串门或共进晚餐。他喜欢吃中餐，我特地多做些，让他带走。我想起知青年代，我隔壁的大妈常送我咸菜，或在我生病时，给我一碗热乎乎的粥。大妈说：“姑娘，不难过，知青娃，没吃过苦。有啥事，说一声，远亲不如近邻。”    

    说起远亲近邻，说不完的故事。不同民族和文化，融合在一起，同时存在又相互区别。像春天的花，绽放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