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网络文学理论建设趋于对网络文学内部肌理与外部机制相结合的整体观照，重在探讨网络文学如何与社会需求融合以及对研究方法的探索等问题，其中既有基于20多年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史料的建设，也有对我国网络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与开拓。核心在于立足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现状，特别是对媒介变革背景下新文科建设趋势的积极呼应，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一如既往地稳步推进。

    01

    网络文学本质研究再深入

    网络文学的本质研究不仅要回答网络文学是什么，还要明晰其价值主体及优秀网络文学的相关特性。

    一是“人民性”作为价值主体。白烨认为，写作的问题、技术的问题都是表面现象，根本问题在于观念，也就是说，对于网络文学的认识，不能只盯住“网络”，或者只盯住“文学”，还要想到无论是“网络”还是“文学”，其立足点与出发点都在于“人民”这个根本。“今后网络文学的要务显然就要进一步解决通俗文学、类型文学‘好不好’的问题。在这方面，依然要以‘为人民’作为基本的坐标来衡量自我和要求自己，这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1]周志雄认为，优秀的网络文学作者一定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有良好的艺术素养、开阔的文学视野，热爱人民、热爱时代、热爱生活，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从文学的创作规律来看，“优秀网络小说与一般网络小说的区别在于，作品意蕴、格调的高下，题材、故事的创新性与时代性，故事内在逻辑的合理性，人情事理的练达，细节、场景、对话描写的精彩程度，人物形象的独特性，语言的美感等方面的差异。优秀网络小说既让读者看得爽，又让读者在阅读中有所领悟，有感动，获得精神的提升，获得审美的享受”[2]。

    二是媒介变革主导下的网络文学发展动因的再反思与再认识。由于网络文学受到媒介、技术以及互联网生态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较大，目前有人还对什么是网络文学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误。邵燕君在《以媒介变革为契机的“爱欲生产力”的解放——对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动因的再认识》中将网络文学定义为：以网络为媒介的新消遣文学。她认为：“根据网络媒介的特点，发现其‘自由享受’和‘自由创作’的积极面向，将人从严肃文学/消遣文学这一等级秩序的延迟压抑中解放出来，同时与消费主义主导下的消费文学做区分。”“作为一种新消遣文学，商业性是网络文学的内在属性。”“需要强调的是，与爱欲劳动相关的商业性必须依托粉丝经济。只有粉丝经济，才能免除文学商业性的‘原罪感’，也能将‘精英文学’依靠的‘以输为赢’的‘颠倒的经济原则’再颠倒过来。”[3]这亦是她的一贯主张：在理想的网络空间，文学可以按照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分成两大类。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登录”不同的文学空间，自觉遵循不同空间的文学原则。遵循快乐原则的“爽文”也可以有情怀有教益，也能出精品出经典，“爽文”以消遣为第一目的，快乐原则是这一世界的基本设定。

    三是在文学传统中寻求阐释资源。网络文学是文学传统的延续与新变。周志雄认为：“网络文学在作品的文化意蕴、虚拟世界的想象力、人物形象的精气神、作品的类型风格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中华文化立场和审美风范。那些优秀网络作家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将中华文化的精髓融于精彩的故事中，以艺术的方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4]房伟认为：“网络文学以网生性激活文学的基本属性，好的网络文学作品散发着醇厚深沉的传统文化味道，好的网络文学作品不断吸纳传统现实主义笔法与史诗性风格，好的网络文学作品以宏阔的时空意识彰显文化自信。”[5]网络文学一方面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又有现代性的转换。刘奎以烽火戏诸侯的《雪中悍刀行》为例，说明网络小说的文化传承。“该小说书写了一个江湖与庙堂相交织的世界。该小说的创作，汲取魏晋时期典章制度、文化精神与人物形象等传统资源，尤其是作品中人物的情态，颇得魏晋风流之旨。小说在书写人物之丰仪、钟情、重然诺、重生命价值之实现等方面，延续了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魏晋风流文化。小说对魏晋风流不只是效法，也有对话。作者借鉴鲁迅去伪士的精神，对风流文化的表演性进行了辛辣讽刺。小说对传统的借鉴、对话乃至再造，不仅丰富了网络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形态，也为网络小说如何借鉴传统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6]

    02

    注重网络文学史科建设，

    深化网络文学学理阐释

    由于网络文学作品体量大、类型多，其作品写法及创作旨趣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有很大差异，已有的文学评论体系严重不适应网络文学的发展。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或借用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对网络文学研究都不实用，网络文学研究一度陷入一种理论“空转”的境况，引起了包括网络作家在内的多方面不满。2020年学界对网络文学的理论研究注重历史史料的收集整理，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推进网络文学理论研究。

    一是对网络文学研究的史料总结和挖掘。欧阳友权主编的《中国网络文学年鉴（2019）》[7]，是自《中国网络文学年鉴（2016）》之后的第四部中国网络文学年鉴，该书对2019年度网络文学的特点与趋势，文学网站发展现状，作家作品概况，网络文学阅读，年度理论批评，网络文学文化产业，研讨会议、社团活动和重要事件，网络文学法规和版权管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是网络文学研究资料文献的重要“地图”。邵燕君、肖映萱的《创始者说——网络文学网站创始人访谈录》[8]汇集了数十名网络文学重要网站创始人的访谈录，由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团队历时4年完成。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动因是什么？崛起的细节有哪些？成败的关键在哪里？创始人的性格如何影响了网站的基因？网文江湖20年，回顾与评说，传奇与八卦，光荣与慨叹，构成这部由创始者讲述的鲜活生动的网文史。在史料梳理的基础上，邵燕君认为，“金庸客栈”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9]；吉云飞提出网络文学的开山之作是罗森的《风姿物语》而不是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10]，打破了学界的固有看法；李强认为，黄易而不是金庸是网络小说的鼻祖[11]。

    二是从网络文学本体的技术及审美结构出发，探讨网络文学的“交互性”特征与人文价值构成。欧阳友权、曾照智认为，中国网络文学有其独特性，不可套用西方“后现代”话语理论中的关于“主体间性”和“文本间性”文化逻辑。他们认为：“西方‘后现代’的所谓‘交互性’，在本土所凸现的首先是文化消费，而非精神交流；西方‘后现代’的所谓‘读者中心’，在本土张开的首先是产业资本与‘签约写手’携手打造的网络文学‘产业化’，而非网络文学的‘文学性’。表面热闹非凡，内里精神空洞——在西方释放出重要文化批判效应与理论建设功能的‘主体间性’话语，在中国网络文学现场表征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种身姿模糊、体态暧昧的‘媾和’情景。”[12]也就是说，中国网络文学写作现实并不意味着写作者的存在状态已经融入西方“现代”或“后现代”的场域，如果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其阐释很可能是不当的；进而提出警惕这种由数字化网络技术释放出的网络文学的“交互性”，即“既提供了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便利条件与新的可能，也埋下了稍有不慎便会跌落的艺术陷阱”[12]。同时，从网络文学的本体价值论出发，在网络文学存在的必然性中探寻其人文审美的价值构成。欧阳友权在《网络文学价值的三个维度》一文中指出：“网络文学的虚拟体验蕴含了社会转型期人们在赛博空间的梦想与抵抗；网络技术平权下的读者本位，规制了网络作家平视审美的价值立场；而类型小说的‘套路’叙事，则是网络创作中艺术适配创新性的价值选择。”[13]这意味着从社会结构、技术要素和文本生成三个层面厘清了网络文学在“网络性”与“文学性”之间的价值关联，而不是相互排斥或者直接抵消。

    三是从网络文学的外部处境和评价体系入手，针对当下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其中，以“现实题材的高调入场与‘精神合榫’、粉丝文化推手下的‘增值焦虑’、网络文学如何面对人工智能创作的挑战”[14]三种情况最为典型。欧阳友权针对以上三个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同时把握政策在网络文学发展中的引导作用，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设才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合理性，最终实现内外部评价机制的统一。周根红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建设途径》一文指出，可采用“依托文学文本，抵制商业化负面影响；突破传统批评模式，采取动态建构策略；注重立体建构，实现内外部评价机制统一”[15]。

    另外，从实体意义上理解网络时代的文学，须从间性出发建构批评范式。互联网时代文学活动的要素转向了要素的间性，世界、主体、作品与媒体转向世界间性、主体间性、文本间性与媒体间性，并通过四大间性之间的复合间性生成不断扩张与上升的间性运动——这是互联网对文学活动的深刻改造。因此，“网络时代的文学评价体系构成了一个可双向阐释、不断扩散的开放式多层系圆环”。“对于网络时代的文学来说，我们需要采用实体与间性相结合的评价模式。传统评价标准有其合理性，有其适用域(在将文学看成一个实体时)。在传统评价标准对文学不起作用或评价不全面的地方，网络时代的文学评价体系就开始发挥作用(在文学开始间性扩张之时)。”[16]

    四是立足社会变迁与文本的变革与接受。张文东、张政从“时空体”的流转探讨网络叙事的传奇性。“由于新的碎片化接受尺度所形成的新的碎片化时间叙事，而网络写作为了维持点击率与粉丝黏性，便不得不使叙事的时间线更加跳跃起来，使其‘时空体’更加浮动起来，从而营造更多的新鲜感来‘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以故事神秘感的不断加强来持续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所以，创造更为复杂和多元的片段式‘时空体’，便成为当前网络小说普遍的叙事取向。”[17]作者认为它不仅是一种新媒体时代的叙事创新，更是一种传统叙事精神与模式的承袭。秦兰珺从深入研究虚拟时尚的系统找到充满意义的入口，“虚拟时尚绝非单纯商业炒作起来的肤浅现象，它可以构成虚拟认同的载体，可以充当虚拟经验的征候，它一方面可以承载价值层面的身份认同、欲望层面的感官审美、情感层面的人际互动、权力层面的阶层等级等贯穿人类历史的因素；另一方面又能以虚拟经验自身的方式，赋予这些根本因素以新的呈现和发展。也因此，它完全可以构成文化剖析和美学分析的对象，不啻为我们虚拟经验的一个缩影、一个有待学术开拓的领域”[18]。

    03

    关注网络文学现实题材

    创作与对主流化倾向的阐释

    在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承担着重要的使命，网络文学理论工作者在各自不同的层面对现实题材创作进行了多层次的阐释与解读。

    一是对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进行学理上的辨析。欧阳友权以《网络英雄传Ⅱ：引力场》为例，探讨了如何写好现实题材，并提出需要走出网络现实题材创作的三个误区。为此，他认为须秉承艺术价值追求的理念，即“倡导创作现实题材，并不排斥题材多样化，也不是回到‘题材决定论’，或意味着现实写作的天然优胜性。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是社会责任和文学制衡下的自主选择，并不是要求网络作家一窝蜂地都去写现实题材，也不是说大凡现实题材的都是好作品。事实上，创作现实题材不在于增加品类与数量，更强调作品质量；不能满足于作品的‘量大管饱’，而是致力于这类作品的精益求精，使其富含营养”[19]。禹建湘认为，网络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摹拟使网络小说具有现实情怀，特别是随着AＲ等“增强真实”技术的出现，网络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界逐步消融，在技术与文学自身规律的合力作用下，网络文学进行了现实题材的审美转向，其审美理想与现实情怀更加突显。“现实题材网络文学是‘增强技术’的广泛运用和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合谋的结果，是从虚拟世界回归到现实世界的文学表征，其保留了作为网络文学特有的‘爽点’制造，强烈的阅读快感调和社会压力、弥补现实困境对心灵造成的困扰，为读者提供可以借鉴的生活经验，以具有温度的情怀来抚慰现实中的各类读者。”[20]黎杨全从新媒介语境背景分析新媒介带来了新的现实与新的想象力，存在一个新媒介现实主义，新媒介现实主义应充分利用数字媒介的特点，实现文艺的大众化、生活化。[21]

    二是从创作生态和价值上为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定性。许苗苗认为，现实题材并不意味着使用完全朴素不加修饰的白描手法，也绝对不是要遏制精彩的想象力。即便是设定神、鬼、仙侠、外太空的玄幻题材，如果只是沿袭既定类型套路而不做创新，也是缺乏想象力的。而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作品，则完全可以借助幻想的力量增添故事趣味。[22]房伟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现实主义类型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它有利于打破雅俗分野，丰富网络文学类型，对纯文学进行有效纠偏，也能提高网络文学的艺术水平。其次，网络文学现实主义类型的发展有助于克服读者阅读网络小说时过分追求虚拟性的弊端，扩大网络文学读者群。网络文学长期以文学性差的‘小白文’笼络低龄读者，不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而网络文学现实主义类型的发展，提高了网络文学的‘文学性’和‘内在深度’，有助于培养有一定文化素养和更高阅读要求的中青年阅读群体。最后，现实主义类型可促进网络文学的经典化。”[23]

    三是从网络创作实践以及文学史视角进行总结。何弘在《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现状探析》一文中将中国网络文学的基本状况概括为“在调整中优化，向主流化发展”。现实题材创作成为近年来网络文学新的热点，“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创作几乎涉及社会各个领域，这些作品有的从大处着眼展开宏大叙事，全面表现新中国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有的从小处着笔，描写小人物的不懈奋斗。在现实题材创作受到网络文学界广泛重视的同时，革命历史题材也受到网络作家的青睐，涌现出一批尊重历史、礼赞英雄的佳作。在某种意义上，革命历史题材可以归入广义的现实题材，或作为现实题材的延伸。在网络文学的创作格局中，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已蔚为大观。现实题材及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是网络文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气派的自觉实践，是网络文学主流化的重要标志”[24]。周志雄、王婉波从网络文学史的视角对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进行了梳理，将其概括为以下特点：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实现了网络性、思想性、文学性的融合，在作品内涵上向人情事理深处拓展，向知识性拓展，在语言表达、文化意蕴、小说结构、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向纯文学学习，探索精品化创作道路，不仅有愉悦读者的作用，也有提升读者的作用，不仅给人精神上的正能量，也给人艺术的审美享受。[25]中国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趋势是明显的，向主流化方向发展已成定局，优秀的代表作也在不断涌现。

    04

    网络文学研究资源的再开拓

    一是“后人类”状况下科幻叙事的研究。由技术仿真、人工智能对人身体改造为代表的“赛博格”所引发的“后人类”状况日渐为亚文化跃入主流文化形态做了技术上的铺垫。特别是在科幻作品中已经为人类提前描述了那种巅峰快感，它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性的基本趋向。王峰在《后人类状况与文学理论新变》中提出了科幻叙事对当下社会伦理观念带来新的内容，并且与当前技术发展和社会文化观念结合为新整体，并形成特殊的伦理形态。他认为：“世界观念的转变将彻底给文学理论带来新的变化。我们会看到，在后人类状况中，人们关心文学的方式必将跟人类中心主义时代完全不同：他们会关心游戏，关心各种身体介入方式，关心一系列新书写和新影像，关心新的身体体验，比如，他们会以虚拟现实为文学和影像的基本载体，并以赛博格的形态加入文学实践之中，这时，文学真正是一种交互式的书写实践。”[26]因此，必须调整文化考察坐标，转换概念系统，按照转换后的新的方式去观照我们面对的后人类文化状况，同时以此反思此前的文化状况，寻找历史脉络，发现新的历史逻辑。

    二是数字人文范式对网络文学研究增益的探索。以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文明已经成功取代了传统的印刷文明，因此，整个文学生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艺术生产包括网络文学生产与互联网是重叠并置的。研究者认为网络文学是最早进入数字人文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以数字为基因的互联网生产，传播系统就没有网络文学。因此，数字人文自身就包含着网络文学，或者说网络文学是数字人文的先行者之一。

    2020年数字人文与新文科概念开始应用于网络文学研究之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8期刊发了李强的《作为数字人文思维的“网文算法”——以“明穿”小说为例》和高寒凝的《网络文学研究中的数字人文视野——以晋江文学城积分榜单及“清穿文”为例》两篇文章。李强认为：“整体而言，目前网络文学实践中所体现出的‘算法’，以可写性的‘设定’为基础，以‘超文本’的类型演进为脉络，以‘数据库’为具体生产、传播和阅读方式。这实际上对应着网络小说文本诞生的三个层次：‘设定’是在漫长的文学传统中形成的，是网络小说最坚实的基底，可承托各种类型；‘超文本’是相对长时段内由集体协作的产物，对应着不同‘类’的集体欲望，指向小说类型或类型内部较大的‘潮流’；‘数据库’则是相对灵活的，具体落实到个人创作和网站传播过程中。”[27]作为媒介技术变革的产物，“算法”作为方法论的可能性也包含在技术逻辑中。

    高寒凝以晋江文学城颁布于2005年3月2日（正是“清穿文”最为流行的时期）的一版积分计算公式为例：全文点击数／章节数×Ln（全文字数）×平均打分＋Ln（书评字数）×书评打分之和＋精华书评特别加分。通过积分排序筛选出的作品，通常都是同时期最优秀、最受欢迎的，而有幸登上榜单页面，显然也会为它们带来更多实体出版和影视改编的机会。高寒凝指出：“上述一系列事实，集中体现了数字媒介和数字技术对传统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文学的生产机制的深度重构。归根结底，这种依靠积分算法评判作品优劣、筛选人气作品的机制，无论创造它的人是否有此自觉，但本质上都是数字人文思维的产物。同理，当这种数据化的、新媒体运营的理念开始与文学的创作、接受和传播等各个环节紧密缠绕，直面这一新兴文化现象的网络文学研究者，只要曾经直接深入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内部，那么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他其实已经在进行着某种数字人文式的研究了。”[28]

    廖声武、谈海亮从计算主义为底层逻辑构建的理念出发，认为网络文学从生成的那一刻便具备数据化生产特征。其中，“在数据化生产模式下，因为数据的体量过于庞大，以及云计算、云存储所需要的巨额技术成本，个人用户无力承担建构数据化生产模式的成本，文学网站成为网络文学写作、传播、阅读和互动的平台，扮演着生产空间和生产资料的角色，并记录、存储和运营网络文学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数据，成为数据库的掌握者、文学生产模式的主导者，以计算主义为理念的数据化生产模式悄然重塑了文学的生产关系”[29]。同时，以数据化为实践路径的各种技术手段，正在深层建构一种面向未来的全新网络文学生态。计算主义技术手段将不仅成为网络文学生产、阅读和评价的智能助手，还将生成与人类并行的文学创作新主体、新文本形式与新审美体验。

    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助教朱丛迁向第六届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提交的会议论文《幻想元素在中西文学中的创意运用——通过〈天龙八部〉和〈冰与火之歌〉的文本比较与数据分析进行论》，通过数据对比的方式，分析两位作家如何成功地使用幻想元素，构建各自的架空叙事空间。朱丛迁认为，科幻文学和奇幻文学的理论积累相对薄弱，克服这种不足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量化分析弥补、强化幻想文学的理论，在中西幻想文学的比较中得出可靠的结论。显然，数字人文介入网络文学研究目前进入尝试阶段，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更需要将方法论上升为理论自觉，为建立符合网络文学研究规律的数字人文科学的理论建构做实践上的准备。

    三是重视网生批评对新媒介文论中国话语建构的积极意义。网络文学诞生在中国，从一诞生就具有中国血统，需要立足中国语境和现实经验构建中国网络文学理论。首先，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立场。黎杨全认为：“在新媒介文论中国话语的建构中，应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作为考察问题的基本视域。在新媒介场域中，资本、媒体、权力、技术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并形成了复杂的嵌套关系，它们甚至也突入了学术场域，这是人文研究未曾遭遇的困境，研究者应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立场。”[30]“在新媒介文艺的运行机制中，草根批评与群体讨论取代了传统的专家成为批评主体，他们由数量庞大的作者、编辑与读者构成。从‘龙的天空’、豆瓣、知乎等网站来看，草根批评与创作、阅读形成了密切的连带关系，并积累了较高水平的土著理论，流传着各种网文回忆录，也就是说，他们也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草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30]也就是说，建构新媒介文论的中国话语的前提首先要摆脱理论预设，“回到事物本身”，立足于中国网络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独特性，梳理网络文学的中国经验。这或许也是突破网络文学研究困境与当代文论危机较为现实的选择。其次，引导“网生批评”融入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体系。程海威、欧阳友权指出：“‘网生文学批评’以技术赋权带动文学批评主体转换，以脱冕言说替代传统批评的严肃论述，以网络审判重塑在线批评价值标准，在颠覆中分享了批评话语权。这种‘人民的’、大众的后现代主义批评促进了草根批评与精英批评间的竞争互动，推动了小众性、个性化批评的兴起与多元化审美取向的共生发展。网生文学批评彰显了文学批评的真我立场、间性对话与锐利表达，促使文学批评向形而下评说、重经验判断、审美体验优先的方向转变。”[31]作者主张重建网络时代的批评秩序，应引导网生“新民间批评”融入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体系，不断走向规范化、健康化。

    05

    优化网络文学生产机制

    促进网络文学精品的产生

    一是通过优秀IP的培育诞生精品。王小英从符号学理论出发，提出通过超级符号的建构达成网络文学IP的跨界生长。其中，可将网文视为一个符号文本，将其划分为四个层面：表达面的实体和形式，内容面的实体和形式。同时，“按照跨界的距离远近，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四段:近距跨界——由网文跨界到实体书；中距跨界——跨界到有声读物、漫画及外文翻译；远距跨界——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类网文跨界到戏剧/话剧/舞蹈/影视剧，或幻想题材类网文跨界到动画游戏；超远距跨界——现实和历史题材类跨界到动画游戏，或幻想题材类跨界到戏剧/话剧/舞蹈/影视剧”[32]。需要强调的是，网文IP构建的超级符号是抓住时代共有能量包去激活网文中已有符号的结果。“激活”符号更需要从时代文化语境中寻找支撑点。同样，基于一种生产机制，李敏锐则从消费文化语境中“注意力经济”看到了网络文学生产中不利的一面。“网络文学创作主体的明星效应，无疑有利于提高网络文学的吸引力和受众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高额的经济回报有利于创作者精心创造更优质的网络文学产品，以持续从注意力经济中获得收益。然而在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剧烈的市场竞争下，如果网络文学创作因为追求‘短平快’的经济效益而陷入同质化甚至抄袭，使网络文学创作市场出现‘格雷欣现象’，这就背离了网络文学消费市场发展的初衷。”[33]如果将建构超级符号实现IP跨界生长看作是一种内在的文化策略，并将“注意力经济”发挥好，与此相应必定能使网络文学更好地走出国门。

    王汝蕙通过对2015年以来由21部中国网络文学IP改编的电影在北美的票房分析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2015年以后上映的网络文学IP改编的电影票房成绩较高，但与武侠动作片的票房成绩差距仍然较大，上榜影片的综合排名均在5000名开外。与排在外语影片榜单前10名的华语电影相比可以明显看出，由网络文学IP改编的电影在北美并没有真正获得认同。相反，国内给予这一现象以高度关注，网络文学成为投资新宠，青春、盗墓、穿越和玄幻等题材的电影改编受到了国内影迷的热烈追捧，大多取得了高额票房成绩。有趣的是，这几类在国内极受欢迎的题材并没有吸引西方观众的眼球，科幻、喜剧和悬疑类型影片相对更具诱惑力。这种传播效果的落差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体认和反思，情感的浮表化与内容的松散化或许只能‘感动自己’。”[34]以此，作者提出可以从“后现代式的批判”和“异质空间的着力建构”两方面进行突破。

    知名网络作家阿菩（林俊敏）的《网络小说生产》[35]对我国网络小说的生产机制展开研究。该书从研究者和读者的角度出发，在生产、传播、消费、评价四方面建构网络小说研究框架，并从传播学、接受美学、消费理论、粉丝经济理论等方面解析网络小说的诞生—发展、生产者—读者之间的关系，揭示网络小说写作类型化、受众部落化和IP产业化三大特征，剖析网络小说生产机制的内在肌理。

    二是在全球文化视野下建构网络文学共同体。丛新强在《文化走出去的新载体——“网络文学共同体”如何构建》一文中，直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达成这一目标的基本路径是“对话”，不仅要与“自我”传统对话，更需要与“他者”场域对话；不仅要反思“自我”，更需要尊重“他者”，进而获得并奠定全球“对话者”的地位。“‘对话本体论’要求我们必须站在‘他者’的立场，从‘他者’眼界出发思考整体。‘与他者的对话不是我们主观上情愿与否的问题，而是我们根本上就处在对话之中。’只有每个‘主体’都互为对话者，才能构成一个‘对话者’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网络文学在发展中理应不断反思自身的问题，比如，文学固有体制的影响、网络文学的娱乐化、文学的网络暴力、文学的消费者本位、网络文学的想象力问题、作家与写手的关系，等等。相应地，对世界网络文学发展中伴随的问题做出客观评价，不再情绪化地加以否定，而是‘拿来主义’取其所长，充分吸收其普遍因素。”[36]这意味着网络文学批评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网络文学批评不再拘囿于就事论事，而是理论借力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从国外与国内双重视角互为观照来破解，这样的研究无疑更具深度。

    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精品的产生。周志强认为，应相对淡化前期干预，而重点突出后期引导，令网络文学出现一种“良性的自生长”的态势。“在IP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突出价值导向，确立网络文学IP创意经济制度，强化网络文学网站的IP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网络文学的‘网络评价’制度，强化网络文学评论的网络传播，建立算法评价与人文评价的网络共生制度；强化和更新网络文学教育与培训，推动建立新的网络文学学科制度。”[37]许道军提出，应该在传统文学的审美标准之外，纳入一个综合的或专门的“创造力”标准，也就是说，评价网络文学既要考察它们的审美创造能力，也要考察它们在想象力尤其是在新空间、新事物、新思路的创造力方面有何重大进展，提供过哪些过往作品未曾提出的新东西。[38]高质量发展是此类议题的核心维度。桫椤则认为：“构建良好的网络文学伦理生态，首先要维护以民间和市场为主体建立起来的生产机制，构建良好的网络文学伦理生态，社会力量要适度加强对创作内容的引导，以抵抗和减小资本通过利用人的不健康心理、不正确价值观等给文学造成的干扰。构建良好的伦理生态，网络文学需要宽松、公正的发展环境。”[39]没有好的机制做保证，网络文学的精品化依然是一个问题。

    06

    网络文学研究专业化

    为理论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

    网络文学经典化意识的增强，网络文学教育的开展和专业机构的成立，均为网络文学理论建设提供了新的活力。

    一是网络文学经典意识持续增强。网络文学经典化何以成为问题？对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质疑并没有因为网络文学所创造的巨量成就而消停。刘奎基于欧阳友权主编的网络文学史《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和《当代中国网络文学批评史》、邵燕君主编的《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之“典文集”和“好文集”，以及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网络文学名家名作导读”系列、吉林大学刘帅池刚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网络小说经典化》等成果之上进行研判，认为网络文学从诞生之始，就有自身的批评机制和经典化方式——“网络文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封闭，或不足轻重，似乎只是圈子化的文化现象，而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结构密切相连的，是这个时代的有机组成。因而，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不仅仅在于纯文学视域的新的美学形式，还在于它所带来的新的生产、评价机制，它对文学功能的拓展，它回应时代问题的能力等方面”。[40]当然，在自我经典化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时间、艺术创新以及如何以独特的形式回应我们的时代问题。因此，“网络文学既是网络社群衍生出的文化形式，也是维系网络社群的文化结构，其经典性应该部分地基于它与社会的内在关联性及其内含的文化实践性，而不仅仅是传统文学史视域中的审美创新性”[40]。从某种意义上，网络文学新经典的产生还与网络文学自身的生产和评价机制息息相关。

    二是网络文学教材出版助力理论建设。2020年8月，《网络文学教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8ZDA283）前期成果，由“网络文学本体论”“网络文学传播论”“网络文学价值论”三部分组成。该书直面网络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占据学术前沿，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史料翔实，多维度对我国网络文学展开理论分析。诚如本书主编周志雄在总结网络文学的兴起所说的那样，网络文学的兴起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成就的表征：“中国有特殊的历史语境，改革开放为网络文学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大批通俗化、消遣性的文学作品通过互联网获得了读者；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使更多的人有大量的消遣娱乐时间来阅读小说；改革开放以来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使网络文学广泛吸收、借鉴中外文化与文学资源；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力，为网络文学提供了文化自信，带来了网络文学积极、开朗、乐观的格调。”[41]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网络文学，网络文学也是国家文化自信的象征之一。正因如此，网络文学教材出版和网络文学教育的推进必将促进我国网络文学理论建设和网络文学事业更趋良性发展。

    三是网络文学专题研究与整体研究的深入。2020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网络文学批评史》[42]，作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丛书”（张江主编）网络文学分册，是我国第一部网络文学批评史，该成果确立了网络文学研究的主体地位，探索了一种从网络文学历史史料出发进行理论建构的研究范式。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欧阳婷评价该著作时说：“面对元典传承与观念新变形成的批评语境选择，作者提出从个案研究中找出元典传承与功能新变的新型关系，选择学院派批评、传媒批评和网民在线批评这三大批评阵营的丰富实践，从史实中凝练史识，审视网络批评中的理性沉淀，让元典传承的学理逻辑与观念新变的批评实践构成网络文学批评史的‘理论河床’。这部30余万字的理论著作，在一个之前没有人涉猎的新领域中，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路径，探析了赛博空间文学的丰盈与无限可能。”[43]张慧伦的《网络文学想象力的变奏——耽美“异托邦”建构探究》[44]从耽美文化生成背景、女性主义文化立场、叙事主题、审美特色等多个维度切入，将网络耽美小说放置在文学史的视域下进行思索，分析其流行的深层原因。李灵灵的《新媒体与中国网络文学》[45]对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历程、海外传播，文学生产机制，网络类型文学作品，网络文学评价标准等内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作者认为，网络文学是考察信息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样本，对其进行社会征候式解读是理解当下人精神生活和心理情感认同的有效途径。

    四是相关学术活动的开展、学术期刊的专栏及专业文学机构的成立推动了网络文学研究的深入。

    网络文学学科建设有新进展。10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网络文学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研讨会，此次会议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网络文学研究室，此举适应当下文学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开启了网络文学学科建设史上的新篇章。12月14日，安徽大学发布2021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明确将网络文学列为博士生研究方向。

    2020年度重要的网络文学理论工作会议有：8月6日“‘文艺·网络·现实性与未来性’——长三角文艺评论联盟发展论坛”在杭州召开；8月19—24日在内蒙古赤峰举行“第六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11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在杭州举办“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12月10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中国电影家协会编剧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主办，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承办的“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主单元——网络文学IP影视剧改编研讨会”在海南举行。

    2020年度《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中州学刊》《中国文学批评》《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中国文学研究》等报刊刊发了大量网络文学研究文章。《光明日报》开设“网络文艺”专栏，《文艺报》有“网络文学专刊”“网文史与新观察”专栏，《中国文学批评》设立“网络文学研究”专栏。这些学术报刊为我国网络文学理论建设提供了学术阵地，推动了网络文学研究的深入。

    注释:

    [1]白烨.网络文学的人民性特质[N].文艺报，2020-10-26（7）.

    [2]周志雄.网络文学是新型的人民文艺[N].文艺报，2020-10-26（7）.

    [3]邵燕君.以媒介变革为契机的“爱欲生产力”的解放——对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动因的再认识[J].文艺研究，2020（10）.

    [4]周志雄.网络文学如何传承中华文化[N].光明日报，2020-1-8（16）.

    [5]房伟.网络文学是文学传统的延续与新变[N].光明日报，2020-3-18（16）.

    [6]刘奎.《雪中悍刀行》的魏晋风流——兼议网络文学与传统的关系[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1）.

    [7]欧阳友权.中国网络文学年鉴（2019）[M].北京：新华出版社，2020.

    [8]邵燕君，肖映萱.创始者说——网络文学网站创始人访谈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9]邵燕君，吉云飞.为什么说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是金庸客栈？[N].文艺报，2020-11-6（2）.

    [10]吉云飞.为什么大神共推《风姿物语》为网文开山作[N].文艺报，2020-11-30（3）.

    [11]李强.为什么网文界认为黄易是网络小说的鼻祖[N].文艺报，2020-11-30（3）.

    [12]欧阳友权，曾照智.网络文学之“交互性”辨识[J].东岳论坛，2020（6）.

    [13]欧阳友权.网络文学价值的三个维度[J].江海学刊，2020（3）.

    [14]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的三大迷局及其打开方式[J].文艺争鸣，2020（7）.

    [15]周根红.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建设途径[N].社会科学报，2020-10-26（4）.

    [16]黎杨全，梁靖羚.从实体论到间性论：网络时代文学活动范式的转型[J].中州学刊，2020（3）.

    [17]张文东，张政.跃动的时光碎片：网络“传奇”的叙事时间[J].文艺争鸣，2020（10）.

    [18]秦兰珺.游戏+时尚：虚拟时尚何以成立[J].文艺研究，2020（3）.

    [19]欧阳友权.也谈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以《网络英雄传Ⅱ：引力场》为例[J].南方文坛，2020（4）.

    [20]禹建湘.网络文学虚拟美学的现实情怀[J].江海学刊，2020（3）.

    [21]黎杨全.开启新媒介现实主义切近网络文学发展实际[N].光明日报，2020-2-5（16）.

    [22]许苗苗.网络文学：再次面对现实[J].中国文艺评论，2020（3）.

    [23]房伟.中国网络文学之现实主义问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7-20（3）.

    [24]何弘.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现状探析[J].人民论坛，2020（7下）.

    [25]周志雄，王婉波.网络文学主流化倾向[J].江海学刊，2020（3）.

    [26]王峰.后人类状况与文学理论新变[J].文艺争鸣，2020（9）.

    [27]李强.作为数字人文思维的“网文算法”——以“明穿”小说为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8）.

    [28]高寒凝.网络文学研究中的数字人文视野——以晋江文学城积分榜单及“清穿文”为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8）.

    [29]廖声武，谈海亮.走向计算主义：数据化与网络文学业态的裂变[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7）.

    [30]黎杨全.网络文学、本土经验与新媒介文论中国话语的建构[J].文学评论，2020（6）.

    [31]程海威，欧阳友权.“网生文学批评”的话语权生成及其功能承载[J].中州学刊，2020（4）.

    [32]王小英.超级符号的建构：网络文学IP跨界生长的机制[J].中州学刊，2020（7）.

    [33]李敏锐.消费文化语境与网络文学生产的新变——基于注意力经济视角的分析[J].学习与实践，2020（3）.

    [34]王汝蕙.网络文学IP电影改编的海外传播与后现代美学景观的呈现[J].文艺争鸣，2020（7）.

    [35]林俊敏.网络小说生产——一本书破解网络小说密码[M].广州：花城出版社，2020.

    [36]丛新强.文化走出去的新载体——“网络文学共同体”如何构建[J].人民论坛，2020（7下）.

    [37]周志强.制度的更新与精品创生[N].文艺报，2020-10-26（8）.

    [38]许道军.网络文学地理空间的想象边界[N].文艺报，2020-6-19（8）.

    [39]桫椤.构建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伦理生态[N].中国艺术报，2020-10-12（3）.

    [40]刘奎.网络文学经典化问题[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6）.

    [41]周志雄.网络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8.

    [42]欧阳友权.当代中国网络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43]欧阳婷.基于“从上网开始，从阅读出发”的理念——关于《当代中国网络文学批评史》[N].光明日报，2020-8-5（16）.

    [44]张慧伦.网络文学想象力的变奏——耽美“异托邦”建构探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

    [45]李灵灵.新媒体与中国网络文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20.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构研究”（18ZDA283）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02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