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53章

    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莫过于别人拿自己最痛苦的事情开涮。我说不清楚我那次动手打人之前是怎么考虑的（大脑短路了），反正就是怒火中烧，“是可忍，孰不可忍”吧。后来我时常反省，以“不迁怒，不贰过”来修养自己，让自己的道德修养不断完善。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文建国居然打人了。告诉谁，谁也不信。一个温文尔雅的下放知青怎么可能打人呢？而且被他打的竟然是贫农代表的儿子？打人无所谓，被打对象的身份是个问题。

    付家村四个知青里就数他平时对人最友善，说话最客气。说另外三人中的某一个动手打人都有可能，唯独说是文建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说的人多了，也有人相信了。说，狗急跳墙，兔急蹬鹰，没什么奇怪的。那两天，付家村生产队的人议论纷纷。

    文建国打人确有其事。

    那年夏季，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付晓霞鼓动文建国和她一起报名，本来文建国心里并没有底气，但他也实在经不住大学的诱惑，还有付晓霞的蛊惑。何况“5·16”的疑似问题，时间过去也一年多了，似乎没有什么不良影响，大队早已把他推荐到公社初中做了代课老师（其实是付晓霞活动的结果）。

    有了付晓霞的撺掇，文建国自然跃跃欲试，作为代课老师，报考师范院校应该说是个优势，也许行吧？再说，不是“有成份论，不惟成份论”吗？他甚至下意识地想到，我倒要看看这句话是真，是假？是偏重于第一句话，还是偏重于第二句话？

    文建国报名填表，两个志愿，一所大学，一所中专，都是师范类。他知道，其他院校根本没有可能，他也不想。大哥怀祺当初读的就是师范专业。

    招生发榜，文建国名落孙山。同时他却听说一个校友，是高干家庭出身，当初下放时找出种种理由逃避下放，下放后又找出种种理由长期逗留在城里的校友，如愿以偿，被全国重点高校政治系哲学专业录取。文建国虽然心里本来底气不足，知道家庭出身的问题多多少少总会有点影响的，但他内心总是十分地不服气。凭什么啊？政策上是“推荐”，具体操作的时候却在凭关系，凭后台，凭家庭出身？

    后来文建国知道了葛延生们都是这么轻而易举地上了大学时，就见怪不怪了，反而笑自己太幼稚，太不懂社会。他甚至想得更多，为什么革命者以青年人居多，那是因为他们不谙世事，又充满着激情和憧憬，一旦他们对社会了解了更多，知道了“不过如此”，其年龄也大了，革命性就将发生动摇，革命意志也就慢慢地衰退。所谓看破红尘是也。

    文建国落榜以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也是在几个插友的怂恿下，还是独自跑到公社，去找公社政工组苏组长讨个说法。

    若干年以后，他可笑自己的做法。为什么自己真的就相信可以秉公推荐？看看那些被推荐上大学的人，特别是能够推荐到名牌大学的人，有几个人是没有家庭背景的？笑话！

    青年人踏上社会的第一步，决定着今后的走向，第一步走高了，今后就有可能在高层次上继续行走，所以有人始终是社会的宠儿。即使后来社会对工农兵学员的评价并不看好，可是它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已经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谁也无法将其打入冷宫。何况后来还有许多在学历文凭上可以“洗‘黑’”的途径。时间一长，“工农兵学员”就淡化了，先是改名为“大普”，再后来，“大普”们反正都有了后学历（更高的学历）。“大普”不“大普”？多大事儿！

    再后来，就学历文凭而言，文建国也有了新的看法。

    小说《围城》里的“克莱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迪·音帕沃（权力文凭——Diploma in power‘迪普劳码 音帕沃’）”——“迪·音帕沃”是文建国的首创，其冠名权归史静老师所有——是否能得到社会更广泛认可？建国不抱有希望。但他个人坚持这么一说。

    如果说“克莱登”是“野鸡文凭”，是低级的，混吃草粮的贱民混饭吃的手段，是可以人人喊打的假文凭，是一旦揭穿，即一文不名的文凭。比“克莱登”更丑陋，更具有危害性的，则是“迪·音帕沃”。即通过权力获得文凭，并且利用文凭攫取更大的权力，然后可以获得更高层次的文凭。权力——文凭——权力，螺旋式上升。

    这个文凭的形式不假，绝对有案可稽，它囊括着所有可以称之为文凭的文凭等级。而它的主人绝对不是贱民，也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即使某个具有“迪·音帕沃”的人犯事了，可能会涉及到“迪·音帕沃”的其他人，但也只是此一人此一事，彼一人彼一事，绝对与别人的“迪·音帕沃”无关（文建国很想塑造一个“迪·音帕沃”式的典型人物，但一时还没有找到适合的素材，只好先点到为止）。

    文建国第一次进衙门找领导上访，局促不安。他在办公室外徘徊，见了领导说什么，领导可能会怎么回答，他一一做好了预案。可等他真的见到了苏组长，却想不起来刚才自己准备了些什么。

    苏组长独臂，坐在办公桌前，用左手写着什么。他在解放战争南下时，被炮弹炸掉了右臂。文建国今天是第一次见到苏组长，首先肃然起敬，上访的勇气先自减少了三分。为了个人的利益，面对老革命，向领导提出质疑，他已经感觉进退两难了。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毛主席的教导似乎已在耳边响。

    文建国当时对苏组长“服从国家的需要。”“尊重组织的选择。”“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的说教不以为然（我都懂），对苏组长矢口不谈“有成份论，不惟成份论”颇为不满。但凭文建国的个性，凭他一个追求美好前途的知青，他只有听的资格，不可能与领导发生争执。苏组长发话以后，文建国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一味地感觉憋屈。

    以后文建国自己当了领导，也坐过机关，对普通教师上访，就格外的尊重，格外的同情。谁闲得蛋痛，没事要找领导要上访？上访，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心灵上的煎熬，甚至是对人性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