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少说两句行不行？不要你杞人忧天！噢，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你烦！”蒋淑娴一边埋怨，一边又寄希望于自己的丈夫，“唉，我跟你说，建国没有几天就走了，你做父亲的总得和他谈谈什么吧。”

    “你不是要我少说两句吗？你不是不要我烦吗？”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I'm sorry. Honey！”文巽善与蒋淑娴斗斗嘴其实也就是逗逗乐。他讲的话，别人听不懂，也不能让别人听，只有与妻子关起门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或漫无边际，或深奥晦涩，或俗不可耐，或口无遮拦，再时不时地夹着两句洋文。

    “我要和他谈，”文巽善摆出了架势，“一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二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三是一颗红心两手老茧，再娶个农村姑娘，生一窝子娃娃。”

    让你作报告呢？跟你说正经的！

    “呵呵，”文巽善兴趣正浓，“我不正经？上千千万万的孩子到农村就正经了？”

    “嘘，也不知道怀华在农场怎么样了，二十大几的姑娘也不找个对象。”蒋淑娴知道他的毛病，话匣子轻易不打开，打开了就关不上，只好和他转移话题。

    文巽善听她提起二女儿，就似乎被人家抓住了短处，理不直气不壮了。怀华的下放可不是大呼隆，她是完全自觉自愿报名走的。他叹了一口气说，等建国走了以后，我们到怀华那儿住几天？也好催催她的婚姻大事。

    建国的二姐文怀华早在62年就下放到苏北白马湖农场。本来文怀华也是读书的料，也不知道中了哪门子邪，说是“远学邢燕子，近学董加耕”。她高中一毕业，主动放弃高考，和几个要好的男女同学，充满着“身居茅屋，放眼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的激情，说走就走了。

    为这事，蒋淑娴心里一直有疑惑，莫非怀华认为自己不是亲生的？想早点离开家庭？那也不对，读大学也要离开的。但是蒋淑娴的心病总是无法解决。大姑娘出走，下落不明，这二姑娘也要出走？人家要说，这后娘总是不好伺候的。她曾经试探地问过丈夫几次，都被他含含糊糊搪塞过去了，她只有自我安慰，反正我把怀华当作亲生的就行。

    建国下放是以喜剧形式开场的，后来想起来，都不好意思。其实那时候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也没啥不好意思。

    历史上发生的荒唐的事还少吗？后人往往嘲笑前人做过的事情，可嘲笑过前人的人，也往往被其后人嘲笑。虽说有相当多的人可以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名言警句脱口而出，可一旦事到临头，却又往往重蹈覆辙。

    想想也是，如果没有重蹈覆辙，那名言警句还有存在的必要么？

    文建国下放的地方叫江州地区江阳县团结公社付圩大队付家村生产队。生产队离江州市区并不远，直线距离六十公里。可当时交通不便，先坐火车，再步行；又坐小火轮，再步行，前前后后需要花费大半天时间。于是有人提出，参照红军长征做法，步行到付圩大队，大约也就是一整天时间。虽然有个别人嘀咕，表示反对，但多数人默认。要问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千。苦什么苦？

    文建国并不怕走这几十里路，只是对这种形式感到可笑，以为滑稽。两年多前，曾经有过“新长征”的提法，文建国也曾“长征”了两个火车站。现在又有人提出要“新长征”了，文建国已经不再感兴趣，但他对这种作派表示理解。一茬一茬的青年后生不就是这么过来的么——他自己好像老气横秋了——后来他把此举概括为，为激情燃烧的岁月画上了最后一笔浓墨重彩，为其悲壮的无法预料后果的行为平添上了壮丽动人的音符——谁也说不清楚，下放以后怎么办，真的是做一辈子农民？

    文建国开始成熟了。

    文建国和他的男女同学一道扛着红旗背着背包踏上了上山下乡的数十公里的征程。

    他们一行23人在同一个生产大队落户，头一天晚上，有好事者别出心裁，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最高指示的22个字，省略了两个逗号，将最后一个句号换成了感叹号，写就了23张方块黄纸红字。今天是每人一张贴在背包上，正好一路走一路宣传，发扬和继承“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革命优良传统，到农村去，和贫下中农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出发的队伍在江中校门口集合完毕，队伍里即响起了毛主席《七律·长征》歌曲：“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领队的将“红卫兵上山下乡长征队”队旗挥舞了三下，开始出发。

    文建国1.79米的个子，上身是一件泛白的学生装棉袄，下身是染成了藏青色的家纺老粗布由母亲亲自手工制作的新裤子，一双43码的解放鞋，右肩上挂个黄书包，左胸前别枚毛主席像章。个子高，显得帅气。高个子做衣服用的布料多，在一人一年一丈六尺布票的时代，那也是一种美中不足，正可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是也。

    他排队站在末尾，就轮上那个感叹号，他本不愿出这个洋相背个“！”在身上，但他实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勇气反对。他比同龄人总是多了那么一点可怜的“成熟”，而正是这种所谓“成熟”，每每让他比别人也就多了一点忧虑。

    他不指望他们这支队伍真的会有红军长征的影响，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没有人拿他们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兄弟相比，只是他们自己，或者说是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自说自话，自作多情罢了。

    1969年1月18日（腊月第一天）凌晨出发。一夜的霜降，寒气逼人。他们在离开市区之前，一路歌声嘹亮，引来欢呼声和掌声，也有尖叫声，也有好事者扯开嗓门，一一读出那22个字，最后也喊出“感叹号”。

    “新长征”队伍里有人高兴，有人自豪，文建国感到别扭，人家这是在看西洋景呢。其实也是文建国多虑了，“感叹号”又怎么样？不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谁还记得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