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时间一长，在他的身边经常出现两个人。

    一人是地区宣传部副部长，姓李，名荣林；另一个是江州日报社理论科科长，叫王晓莉（女）。三人气味相投，志同道合，平时除了理论文章外，另有些许文学类的小品文发表。

    文人到了一起喜欢舞文弄墨，一番相互恭维之后，说不得是谁先提出，对一些比较复杂，比较敏感的理论问题、社会问题，可以在一起讨论，哪怕争论，由一人执笔（由李、王两人轮流执笔为主），成稿以后再讨论，再修改，再拍板定稿，由三人共同署名。署三个人的名字有点烦，那就起个笔名。

    巧的是三人的姓名上都有个“草字头”，那就叫“三草村”吧？

    不行，北京有“三家村”，模仿的痕迹也太明显了，我们干脆叫“三草谭”。葛书记欣然同意，自然领衔，三人相聚时，李荣林和王晓莉称葛书记为“谭主”，葛书记当仁不让。一时间三人忙得不亦乐乎，颇具成就感。

    “三草谭”署名文章于1965年的5月开始在《江州日报》亮相。文章的体裁活泼，或政论，或杂文，或散文，或小品文。文章的内容广泛，说古论今、谈天说地，读书心得，影评书评，艺术欣赏，思想修养，还有对社会生活中不良现象的批评，对时弊的讽喻和针砭。

    由于是“三合一”的作品，所以频繁见于报端（差不多每周一篇），在江州干部群众中引起广泛关注。不少人以读“三草谭”为快，很有“日报”为之纸贵的趋势。

    在一片赞扬声中，不免有人嫉妒，有人非议。说是版面全给他“三草谭”霸占了，是否可以考虑再办一份江州《三草谭》报，或者《三草谭》杂志什么的也行。还有人说，什么三个人的稿件，他葛书记有多少时间，有多大精力整天写文章？那两人可不是拉大旗作虎皮吧？又有人说，那个王晓莉，风韵犹存，两只眼睛会说话呢。有好事者好像嗅到了什么味道，给“三草谭”又平添上“风月”内涵。

    到了第二年开春，江州宣传口被搅得风风雨雨的，赞扬的，反对的，都关心“三草谭”。前者为其骄傲，后者则收集资料，他们天天写文章，就不相信没有破绽？

    葛书记本人听到的大多为中听的话，恭维的话，他踌躇满志，计划着集腋成裘，两年就可以汇编成册，在全省范围内出一本十万字的小册子绝对没有问题。他甚至已经计划亲自动笔，为省委分管书记写一篇“代前言”的文稿，先准备着。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文革”之初，北京揪出了个“三家村”。于是江州“文革”的第一场战役，就以揪出以葛书记为首的“三草谭”反党集团为肇始。

    那年五月，“三草谭”刚刚过了周岁生日，即销声匿迹了。当“三草谭”两个月后重新出现在《江州日报》上时，已经成为斗争的对象，批判的靶子，甚至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了。大字报、小字报跟着满天飞，一言以蔽之：江州宣传、文化口上，有关封、资、修的不良现象，“三草谭”难辞其咎。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三草谭”的罪行首先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领衔，其他的，无非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江州的赫鲁晓夫”“反党小集团”“指桑骂槐攻击社会主义”“含沙射影污蔑无产阶级专政”“倡导封资修的享受生活”云云。反正北京“三家村”的罪名都可以改头换面，稍作变化，就是江州“三草谭”的罪行。

    一时间江州市区，凡有井水处，皆说“三草谭”。且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葛书记与王晓莉的男女关系的绯闻，以及李荣林如何做“电灯泡”之类的插科打诨。

    华剑回到江州，从火车站直接到了地区军管会，向一把手薛主任报到，声称主动回来，主要是做检查的，是打是骂是杀，听任薛主任发落，绝无二话。

    昨天晚上华剑通过电话联系，军管会刘副主任已经暗示，见了一把手薛主任要如何如何，该怎样怎样。没事，放一万个心！

    薛一把见了华剑先板着个脸，等他奉上徐州土特产，又主动作了检讨，就直接与他聊起了筹备江州地区革委会的话题，且强调时间紧迫，不能拖了全省“一片红”的后腿等等。关于“4·23”武斗的话题已经不在书中交待，人命似乎就那样草菅了。

    华剑把心放宽，他把自己深思熟虑反复推敲过的方案和盘托出。他早已拟好了纸质草稿，但他没有拿出来，似乎是一边考虑，一边就向领导汇报了。

    薛主任了解华剑，人不坏，又是纯粹的无产者，虽然有“4·23”责任追究的问题，但目前正是用人之际，“红司”这方不用他，又用谁呢？

    今天华剑主动检讨，说明他还是具有一定政治思想觉悟的。

    再听听他说的组阁方案，大部与自己的想法一致，而且他闭口不谈有关自己的任职事宜，（按照上级要求和其他地方的惯例，造反派头头是革委会副职的当然人选），说明他为人还是谦虚的。

    他同时恳请薛主任早日解放葛书记，把他放进“三结合”领导班子的考虑名单，充分发挥革命老干部的作用，让江州地区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尽快全面恢复生活、生产秩序，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顺利进行！说明他具有全局观念。

    华剑回到“红司”大本营，气定神闲。只要“4·23”的事情没事（那可是几条人命啊），其他的事都不叫个事。

    他叫人把葛延生请来。

    他们从徐州回来，江中的红卫兵团已经名存实亡，葛延生就暂时留在“红司”司令部，并且被任命为“红司”司令部办公室主任。

    军管会主任没有否定他关于葛书记的建议，就是默认了。

    原来地委一把手书记在“文革”之初跳楼自杀身亡，一把手专员长期病休，他葛书记目前相当于老干部里的老大，不用他用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