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山有多高？四川的路有多险？四川的地势有多复杂？早在1000多年前，大诗人李白先生就给下了定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句流传千古的诗句，到现仍然在诉说着进入四川之路的艰难险阻。

    四川和重庆两地在三国时期都属于蜀国，境内四面高山，围住一块四川盆地成为了天府之国。四川北面有大巴山，东面有巫山，南面有大凉山，西面是雪山高原，把这个盆地围得严严实实。陆路崎岖难行，水路险滩重重，自古以来对外的交通都非常困难。古时候，长江可以说是走出四川盆地的稍为便利的唯一通道。但长江流经四川东部形成了一系列峡谷，江底硬岩横梗，水流湍急不利于航行。长江上游三峡之险，危崖千尺，河槽深陷，险滩错杂，礁石林立，水流起伏回转，航道弯曲狭窄，也是障碍重重、风险很大。南部又有乌江“天险”阻隔，两岸山势峭立，水势汹涌，险滩无数，被视为水上交通的畏途。盆地北部只有在悬崖峭壁上铺成的木板路，人走在上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西南高山深谷间以索桥相连，西北的高原雪山更是徒步难行。

    古时候的蜀道，狭义上讲是由长安通往四川、重庆的道路。但从广义上理解，则是甘肃天水与四川盆地之间通行道路的总称。但在交通发达的今天，随着宝成铁路、高速公路、西安到成都高铁建成通车。秦岭，这个地势险峻的天堑变成了通途。“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定义已经成为了历史。让国人不得不感叹一声，厉害了我的祖国！

    然而，同属于蜀道的大凉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句流传千古的诗句却到了现在也不能成为过去。虽然成昆铁路，成都到昆明的公路横穿大凉山。但因大凉山地域太宽，地势太复杂，所以除了铁路、公路沿线一带交通比较发达之外，大凉山深处的彝族聚集地区还是成为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很多地方交通闭塞,形同“孤岛”，到处是走不尽的崎岖路，翻不尽的大山。正因为有这样的复杂地理环境，才让顽抗的土匪藏在大凉山藏了八年。

    1956年，大凉山实行民主改革，少数奴隶主勾结土匪及国民党溃败人员发生暴乱，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还击，虽然取得了民主改革的胜利。但此时仍然有部分残匪藏身在高山密林中继续顽抗。其中最顽固、最凶残的叛首罗洪木呷、罗洪古尔叔侄脱逃。藏匿于喜德县红妈、向荣、两河等广大山野密林继续顽抗。

    1964年，大凉山喜德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州1000多名党政干部进驻喜德县各区、乡、村、社、组。中共凉山州委、凉山军分区专门成立了以副州长周全杰任组长，副司令员杨植森任副组长，州公安处处长杨贵元、分区参谋长张永升、州公安支队长孙成楼为成员的逮捕罗洪木呷等匪徒领导小组。并从部队、公安，地方机关和民兵中选调骨干组成逮捕队伍，在喜德县80名基干武装民兵配合下，经过社教工作队充分发动群众，以罗洪木呷经常出没的两河、巴久、新建、波洛、联合、则约6个乡为重点，严密侦察罗洪木呷等人的行踪。1964年12月12日10时40分，逮捕领导小组接到砍柴妇女杨春荣报告罗洪木呷的活动踪迹。逮捕队成员立即带上警犬追捕，当地群众1000多人围堵，再加上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同时出击，上下夹攻，把罗洪木呷及其侄子罗洪古尔击毙于联合乡高山丛林之中。消灭了作恶多端的匪徒，保护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稳定了社会治安。

    由此可以想象，大凉山的道路有多险？交通有多闭塞？没有人烟的地方到底有多宽？两个土匪在山中藏了八年，而且陆续杀了18个人。公安、部队、政府等部门耗费巨大财力人力才把匪徒击毙。

    新疆和西藏，早已经布满了探险家的足迹。而大凉山由于严苛的奴隶制度、山寨与山寨之间矛盾重重、奴隶主经常纠结土匪烧杀掳掠和绑架人口。凡是被掠夺的人口，全部沦为奴隶。再加上山高路险，让很多的探险家们只能对大凉山望而生畏。

    在中国，历代治理边疆都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对于生活在遥远帝都的帝王将相们来说，大凉山这片广袤却贫瘠的空旷之地根本没有多大的油水，但觉得丢了又可惜。在1956年实行民主改革之前，大凉山彝族地区一直保持着原始的奴隶制社会。整个大凉山彝族地区都处于极端封闭的环境中，周边居住的汉族人根本不敢轻易踏上彝族人的领地。尤其是在昭觉、美姑河一带彝族人的腹心地区，不但外人难以进入，就连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官吏、军队也都进不去。

    彝族人崇尚黑色，因为黑色代表“大”，黑色代表“等级”，黑色代表“尊严，而且奴隶主就是黑彝族。谁愿意当奴隶被人压迫剥削、没有人身自由啊？人人都愿意当奴隶主，那样可以主宰一切，所以彝族人崇尚黑色。奴隶主和奴隶及一般劳动生产者之间的阶级关系，是通过森严的等级形式表现出来的。全体社会成员按生产资料占有和严格的等级和血缘关系划为“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5个等级。

    “兹莫”，彝语为“权利”之意，汉语称为“土司”，历史上曾经是整个大凉奴隶制社会的最高统治等级，后来逐渐衰弱，统治区日益缩小。“兹莫”在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被“诺合”等级所取代。

    “诺合”，意为“群体”，是主人、主体、黑色的意思，汉语称之为“黑彝”，是大凉山奴隶制社会事实上的最高统治等级，约占当地彝族人口的7%，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占有70%以上的土地和牲畜，并通过家支组织进行对奴隶统治。

    “曲诺”，为白色之意，汉语称“白彝”，是被统治者中的最高等级。介于黑彝与“阿加”、“呷西”之间，占人口的50%左右，人身属于黑彝族奴隶主，住在主子辖区，不得随意迁徙，每年要为黑彝族奴隶主服一定的无偿劳役。他们一般占有部分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少数富裕的“曲诺”也占有部分“阿加”、“呷西”。

    “阿加”，意为“门里门外的手足”，汉语称“安家娃子”，占总人口的33%左右，无迁徙自由，全年绝大部分时间为黑彝族奴隶主服无偿劳役。黑彝族奴隶主可以整户或单个的出卖“阿加”。“阿加”的子女可以全部或部分地被黑彝奴隶主抽作“呷西”，一般有着极少量的土地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

    “呷西”，意为“主子锅庄旁边的手足”，汉语称“锅庄娃子”，是被统治者中的最低等级，约占人口总数的10%左右，他们一无所有，毫无人身自由，可以被黑彝族奴隶主任意买卖和虐杀。黑彝族奴隶主为其配婚成家后即可成为“阿加”。所有被统治等级成员，皆被统治者称为“节伙”。“节伙”有被统治者的含义，过去被汉族称为“娃子”。

    1908年的冬天，拥有金色头发、蓝色眼睛的英国探险家布鲁克来到了大凉山腹地——昭觉县，当地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感到非常的好奇，立即像看西洋镜一样去围观布鲁克。

    一天，布鲁克从牛牛坝沿着连渣洛河行走。黑彝族奴隶主阿侯拉波便和另外一个奴隶主在旁边说悄悄话，他们觉得布鲁克不是自己的人，便走过去问布鲁克是哪里的人。

    布鲁克带了两个翻译，一个翻译把英语译成汉语，再由另一个把汉语翻译成彝语。翻译告诉了黑彝族奴隶主的意思之后，布鲁克立即爽快地回答说自己是从遥远的英国来。

    当时的大凉山彝族地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们根本没有见过大世面。除了大凉山本地之外，他们别说对英国这个国家脑子里没有概念，就是中国的很多地方他们也一无所知。第一个翻译立即把“我是从遥远的英国来”翻译成了“我是从很远很远的天那边来的”，又经过彝语转译，立即变成了“我是从天上来的”。

    听了这样的话，阿侯拉波和另外一个奴隶主觉得非常可笑。另外那个奴隶主立即和阿侯拉波打赌，问他敢不敢把那个金色头发、蓝色眼睛的男人杀了？对于天生傲骨的黑彝族奴隶主来说，打骂、宰杀奴隶都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在又看到一个金色头发、蓝色眼睛的男人说话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一贯豪迈逞强的阿侯拉波二话没说，立即拔出大刀就向布鲁克劈头砍去。军人出身的布鲁克眼疾手快，他迅速伸出左手挡住刀刃，右手拔出手枪回击，立即把阿侯拉波打伤。枪声激怒了旁边的侍从，他们蜂拥而上，转眼之间，布鲁克便命丧黄泉。

    大凉山不但路险、混乱的社会治安更是让人想起来就觉得不寒而栗。当年红军路过大凉山彝族地区腹地，掉队的红军战士被彝族人抢走了身上的东西，拔光了衣服。红军战士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向彝族同胞开枪，所以红军只好逼迫退回原地。有了刘伯承将军和彝族首领小叶丹的“彝海红盟”才让红军顺利通过了彝区，成就了一段红色佳话，打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大凉山的彝族聚居地区是个神秘而又让人恐惧的地方，大部队借道过路，他们都敢去招惹，普通老百姓谁还敢去冒险啊？探险家布鲁克的遭遇，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草菅人命，对于当时的奴隶制社会来说，就等于是家常便饭，根本没有人当回事。

    当然了，这些都是发生在解放前奴隶制社会的大凉山。1956年，大凉山实行了民主改革，镇压了穷凶极恶的奴隶主；百万奴隶翻身得了解放，他们的人身权利得到了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凉山彝族地区的社会治安混乱现象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但是，大凉山地势险要，道路艰险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脱贫攻坚战中一个很难攻克的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