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性的诡异并不是偶然的，这里面有着复杂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基因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也有全球化带来技术程序的升级而引发的社会复杂变革。正是因循着这样迂回往复的社会变革路径，我们发现当下中国的现代性同样有着缠绕的复杂性。个人与日常生活的神圣性代表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关键词：现代性网络社会文学表达

    所谓现代性，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之父、社会学教授、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将其特征或特性概括为：（1）在明确地域边界内运作的政治权力的世俗形式，以及政体和合法性权威和概念，这些是现代民族国家宏大复杂结构的特征。（2）基于市场大规模商品生产和消费基础上的货币交换经济，广泛的私有制和系统长期基础上的资本积累。（3）带有固定社会层级系统和交错的忠诚特征的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劳动的动态的社会分工和性别的分工的出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就呈现出新的阶级形态的特征，男女之间独特的父权制关系。（4）传统社会典型的宗教世界观的衰微，世俗物质文化的兴起，展现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个人主义的、理性的和工具性的冲动。还有两个方面与我们的现代性定义有关，它们可以松散地归之于“文化”范畴。一是生产知识和把知识分门别类的方式。现代社会的标志是一个新的理智的和认知的世界之诞生。二是本文采用的现代社会分析方式，它强调作为形成过程中可以确立一种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全新的互联网生态作为信息社会的一种模型也在塑造着新型的人，从日常生活到知识教养都深深烙上了“互联网化”的印痕。“前信息化”时代人们习惯以代际作为区分人群文化与心理的差异，此种划分法虽无多少科学依据，实际上还是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心理，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心理暗示，进而有了心理上的“围挡”之感。这样的心理“围挡”也就慢慢将一种交流上的“区隔”引向了文化上的“间离”。

    在全信息化时代，代际的划分显然没有必要，互联网世界的“人”已经很难用具体的社会特性来区分，“互联网化”的人所具有的特征也是前所未有的，它颠覆了前信息时代的人际交往心理以及社会交往原则。因此，这个时期所体现的现代特征也是有别于以往的农耕文明，资本主义式的科层组织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如果说传统农耕社会强调的是人情与特定组织机构的外部渗透与参与，而在“互联网化”时代，人们的心中都有着理性化的“时间”，时间不再是杂乱无序的，而是有着强烈的排序性，工业化的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同时进入日常生活，网络创作的线性时间非常明显。写手的一篇完整的文本仿佛就是一件工业产品，需要严格的时间作为保证，网站与作者的版权约定以及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某种作品，都有明确的契约约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田园牧歌式的自由写作。与传统劳动不同的是，网络写作的生产与消费特征决定了这样的劳动形态带来了区别传统的生产方式。

    首先是第一层面的科层问题，网络写手是处于整个网文生产体系中的最末端的位置，网站作为生产型企业带有较大的主动权和支配权，网站是通过契约制的方式将作者固定在写作岗位上，这样作者的自由度相对较弱。因为网文读者的阅读是追文的方式，写作者不可以断更，因此，网站对作者的管理一方面通过每天约定的工作量来衡量，同时还有粉丝的点击数。这样的双重标准将作者牢牢地拴在键盘上。对于资本而言，他们赋予了互联网文学企业更大的自由灵活度和自主性，企业同样会采用内部市场规律来调动自主性。罗伯特・弗兰克提出的所谓“赢家通吃”的激励制度给整个系统的写手之间制造了高强度的压力和焦虑。“焦虑是因为并不确定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厌倦是因为并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厌倦是因为已经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焦虑来自恶劣的环境，厌倦则来自可避免的痛苦或倒霉。旧金字塔中的失败扎根于厌倦；新机构中的失败源于焦虑。”网络作者的创作生态无疑属于后者。事实上，全国有几千万作家，每月收入上万元的不到3%，能够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和其他文化产品的网络小说不到1%。网络写作优胜劣汰现象极其明显。网络写手的写作，依靠点击量，希望读者的打赏，每天频繁更新，精神高度紧张，焦虑重重，担心被市场淘汰，被读者抛弃。

    第二个方面是现代性的变异与流动。技术管控下人的单向度问题已经是当下普遍存在的生存现状，制度的定义的不同，其生产方式的边界同样显得比较模糊。由传统道义上的分配向以资本和劳动力付出上的劳动价值的转变。同时，以私企经营或个体创业作为主要业态的互联网企业，其运营模式是有着明显资本主义特性的。因此，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取代了传统的集体主义。甚至带有混合所有制特征的网络文学生产机制使得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充满着缠绕与迂回的特征，精神上也出现了上文所说的焦虑。传统现代性一方面受到来自资本主义单向度的威胁，同时由于信息化带来的增量，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凝聚了新的特点。鲍曼认为，“正是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推动了现代性从沉重的、固态的现代性向轻快的、液态的现代性的转变。而从沉重的资本主义过渡到轻灵的资本主义，从固态的现代性转变到液态的现代性，结果也可能是一次比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本身的来临更为激进、更具深远影响的新起点。”沉重的现代性是大量占有的现代性，一种越大越好的现代性，沉重的现代性也是领土征服的时代，空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此阶段进步即意味着规模的扩大和空间的扩张。鲍曼还认为，当今社会正是那些少数快速流动的“全球人”在统治着多数固定生活的大众。同时，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变，生活方式由定居向游牧的转变。在沉重的资本主义时期，生产者占主导地位，由于产品的有限性，使得消费者必须依靠生产者的产品种类来生活；但在流动的现代性时期，消费者可供选择的自由变大了，在消费社会中，对消费品的依赖性是所有个体自由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它保持不同的自由和“获得身份”自由的前提条件。网络社会的特征具有鲍曼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的特征，只不过这种游牧具有了以网络为载体的“神游性”特点。网络文学原创生态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使得原本囿于固定工作或是在企业车间流水线的劳动者成为以网络为主体的生产与经营。因此，出现一批批活跃在网络上的宅男宅女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这是网络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与便捷。至于在这样的空间里自由精神的表达度与市场的接受度如何？这又将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三点是对于现代性问题前景的思考。这是网络环境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全新的问题场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与上文提及的网络文学创作生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作为网络写作的主体——网络作家、写手，这个群体在互联网背景下经历了从文学被写对象到写作主体的飞跃。

    诚如郭艳概括的那样：“当下中国青年写作的社会情境和以往时代具有本质性的差异。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物质生存条件和生活境遇日渐现代，社会全方位又千疮百孔地进入全球一体化，物质以最坚硬的方式改变了东方中国的生存样态，小农经济和自给自足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偏僻的角落都无法藏身，被规划成所谓现代的村庄和流动在大都市的农民工们，成为隐藏在中国都市文化暗夜中的巨大阴影，也成为中国社会现代性方案最为锥心的疼痛。时间以无声而炫目的方式让所有能够操持汉字的写作者们进入一个迥异于传统的现代，即便是蚁族，他们在城乡接合部的蜗居中也以最世界化的网络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当下中国生存的感知。”可以说，这是包括网络作家在内中国青年一代写作者所共同的面对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文学的母题与作者处在一个交互的纠结中，诞生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的网络作者穿行于历史的洪流中书写着自己的人生与思考。一方面他们得打理自己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在网络文本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的同时能够给读者粉丝以愉悦，给网站带来创收。这个过程极其诡异但也超乎寻常。

    以此，任何回避作者主体以及被描述对象来谈中国当下的现代性都是虚妄与抽象的，当下的网络作者的创作现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特殊又具体的现实。他们的人生状态被郭艳描述成这样的一种情形：“中国当下的青年写作者远离‘学而优则仕’的古典人生样态，也不同于近百年中国社会外辱内乱的苦难境遇，同时也日渐远离政治、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桎梏下板结固化的思维模式，写作者们被抛入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巨大转型中，个体盲目地置身于无序而焦虑的生活流之中。这些人是时光的闲逛者，是生活夹缝中的观察者，是波涛汹涌资本浪潮中的溃败者，是城乡结合部的逡巡者……而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下中国社会狂想般无极限的现实存在，真的如波德莱尔所言‘一切对我都成为寓言。’由此从文学史背景而言，中国青年写作者与古典文学兴观群怨、怡情养性的诗教传统断裂，写作既无法直接和庙堂国家接轨，又无法真正回到自娱自乐的文人文化状态。”现代性的诡异并不是偶然的，这里面有着复杂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基因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也有全球化带来技术程序的升级而引发的社会复杂变革。正是因循着这样迂回往复的社会变革路径，我们发现当下中国的现代性同样有着缠绕的复杂性。个人与日常生活的神圣性同样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

    网络生活作为个人与日常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一部分人，尤其是网络创作者的基本生活环境。它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文本上或是想象的图景上，显得具体而真实。

    有人这样评价互联网的价值：“网上生活是人类对传统的平庸日常生活的超越，它标志着人际关系对时空、利益、亲缘关系的极大解放，是人类走向真正自由个性时代的开始，人类有可能进入人上人的社会。因特网能够传递信息，并不是人类创造了什么新的东西，而只是人类从自然中发现了早已存在于自然中的东西，并使之人化。新的文明深入到世界的深处。传统文明的主要方式是获取改变世界的原子，新的文明的主要方式是获取改变世界的比特。传统文明使人与自然之间处于外在的对抗关系之中，新的文明使人与自然界在无形的比特中获得内在的统一。”我们能否以这样的论断对互联网创作生态作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呢？显然，现实情形远比这复杂得多。

    除了写作主体的社会身份问题，还有在经济社会中的政治权利和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以及在国家文化发展中的角色问题，等等。可以说，网络作者的创作生态既反映了现代性的一面，同时他们同样在书写着另一个与自己迥异的想象中的世界。他们所塑造的精神镜像能否成为民族国家现代性的标志同样也是问题。

    诚然，由被写对象到书写对象的转变，这个过程本身也是现代性的一面。胡传吉认为：“完成个人的神圣性，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任务，也是中国文学世界里未完成的现代性。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很大程度是与现代化核心诉求之一，即平等，紧密相连的。”平等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母题。互联网的出现让一部分愿意在其上耕耘的人们多少获得了远比传统社会更难得到的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尽管这样的空间也已经渗透着尼采所指的“权力与意志”。不可否认的是，相较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只不过，如何利用这样的有限的空间会成为未来人们面对的现实。以及从现存的物质与精神的二维空间里突破束缚，回到人的本身上来。有人断言：“当实现了现代性文明转换后，一种新的文明方式就会将现代性所具有的技术异化和单向度的片面性给予铲除。虚拟世界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是现代性文明发展聚合效应的体现，网络化的庞大时空交错必然聚合起解决现代性困境的强大动力，实现现代性文明创造性的转换。”

    复杂是客观的，而建构却是主观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人们通往自由平等的路上，互联网的出现会至少让我们尽可能的少一些羁绊，多一些自由的信心。

    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H.Frank），《赢家通吃的社会》（The Winner‐Take‐All‐Society,NewYork:Free Press,1995）。

    理查德・桑内特：《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4页。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郭艳：《重建现代世俗生活精神的合法性——从近期“70后”创作看当下中国青年写作的变化》，《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郭艳：《重建现代世俗生活精神的合法性——从近期“70后”创作看当下中国青年写作的变化》，《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彭学权：《因特网将重构人类文明》，《网络与当代社会文化》，鲍宗豪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胡传吉：《8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想难题：未完成的现代性》，《小说评论》2015年第5期。

    李振：《网络化：现代性的聚合与解构》，《网络与当代社会文化》，鲍宗豪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本文刊于《网络文学研究》第二辑第72页，周志雄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吴长青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委员，副研究员，三江学院副教授。著有《重构非虚构》《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概论》等。

    文章链接：http://www.sohu.com/a/123583989_558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