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佛的苗疆三部曲之一的《苗疆蛊事》以湘西苗族养蛊的习俗为主线，用“口述实录体”的形式，将苗疆故事写得疑窦丛生，产生了“假亦真来真亦假”的艺术效果。

    一是使用“口述实录体”，营造了一种真实感。作者将自己的底层经历与他外婆将“金蚕蛊”入驻他的身体遥相呼应，形成一种叙事动力，在他身体流动的过程中，他的“金蚕蛊”始终在随身体流动，所有故事都在这种流动中。口述实录其实就是如影随形，做的和说的始终保持高度一致，把常态小说的“虚构性”隐蔽起来，以“口述实录”的“新闻纪录体”取而代之，把少数民族民间传说活灵活现地“复述”出来。一方面迎合了读者对此类边缘题材的独特兴趣，另一方面在网络上的互动，形成了读者阅读的“**感”，文字内容加上网络创作的独特优势，两者互为影响，形成了内容与形式高度一致的网络文本。

    “口述实录”为什么能在“虚构”之外另辟蹊径，形成与“虚构”相对应的“事实上‘真’的效果”，弥补“虚构性”造就的“艺术上的‘真’”，这与“题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虚构理论”，“虚构”来源于“模仿”，而“口述实录”则明显区分于“模仿”，它表面上讲究事件的“真实”，其实内在都以“以假乱真”而著称。但是“口述实录”它从一开始就假设了一种“真”的存在，否则，就没有必要“口述”了。这是“口述”与“虚构”的预设前提的差异。

    有趣的是，孙国亮在评论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之后，他有这样一段表述：“‘闲聊’和‘实录’语言由于过分经验化和实指性，缺乏必要的想象力和穿透力，加上语言技法的匮乏，从而在不经意间起到了过滤社会无意识的表达，压抑人类某些感性的叙述，乃至消灭异声等消极功能。这就提醒我们，在大众文化中，大众貌似收回了自己的话语权，却难以掩饰“大众仍然缺席”这一尴尬的事实。”①这在网络文学中恰恰被即时互动的读者在语言交流过程中消弭掉了。相反，读者的提问，作者的现场解答起到了渲染的作用，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是网络文学强于传统文学纸质出版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苗疆蛊事》在线网络发表恰恰将“口述实录”的长处发挥到极致，同时规避了“大众缺席”所带来的作家个人主观式的“表演”。

    二是鲜活的语言，营造出一种“活色生香”的氛围，作品的“文学性”得到了充分激活，这是一般网络文学所不具备的。

    比如：我虽然知道自己体内一直住着这么一位房客，但是真正看见它的真容，自己却忍不住地想将昨天的晚饭给吐出来。可是我不敢吐，我要是没忍住，头上高人的光辉立刻就褪色。我强忍着，脸色难看地瞧着这小东西在两个受伤的干警身上爬来爬去。

    偏偏旁边有一个胖警官还说了一句：“好可爱哦……”

    这句话让我羞愤欲死，只想掩面而去。

    将“金蚕蛊”比作“房客”，主客体关系一目了然，胖警官的话本是奉承“我”的“救围”，但这种“奉承”击中我的“厌恶”之心，造成了“语义”的分裂。“好可爱”由“奉承”变成了“讽刺”，“我”的情绪自然接踵而来。所以，“羞愤”就有了幽默的效果。

    再比如：我一想到它刚才又是吸脓血，又是啃虫尸，胃里就一阵翻腾，赶忙捂住口鼻，不让它进来。它很委屈地在我手上蠕动，一双黑豆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我竟然感到一丝心软来。然而心里面实在抗拒，誓死不松开手。它见我坚持，然后放弃了与我沟通，又顺着我的手爬了下去，它的身子凉凉的，像玉石，也不臭，还有一股檀香味。

    我以为它放弃了，哪知菊花一痒，感觉一物从外往里钻，接着腹中一紧。

    它终于回家了，而我则泪流满面，我发誓再也不让它从嘴里爬出来了

    这段文字很受读者喜欢，本来也是写“厌恶”的，但是怎么又“泪流满面”了，这是“感动的”“欣慰的”泪，也是“出乎意料的”“不同寻常”的，因此，才泪流满面。把自己对“金蚕盅”的复杂情感写的淋漓尽致。

    独特的语言风格，为作品增添了可读性，也使得小说结构充满了张力，这种“结构”具有流动性、重叠感，立体而多面。读者参与的“多视角”的结构与独特的个性语言两者遥相呼应，摇曳生姿，“口述实录”就具有了一种“亲和感”和“即视感”，“事实上的‘真实性’”被渲染得更加深刻，更加深得人心。

    三是作品的“神秘感”与“悬疑性”互为交织，使得作品的“文学性”得到了极好的“还原”与“再生”。苗疆的“神秘感”为本已让人充满想象的“蛊事”增添了更多的“传奇色彩”，所有“杀人事件”或是“伤人事件”设置在这样的场景里，加剧了作品内外维系的“悬疑性”，这样的叙事策略，使得“文学性”得以“还原与再生”，这样的机制与“口述实录”这种“非虚构”特质是一致的，同时，实现了对“虚构的真相”的一种反叛与矫正。正是借助了“非虚构”情境里的艺术“真实”，让《苗疆蛊事》显得妙趣横生，又充满了“无限接近又无能为”的现实压迫感。

    王晖指出：“非虚构文学在叙述现实和历史时候所应该具有的超越感，这是对具体细节、事件等等的超越，最终进入到 人的终极关怀上，实现形而之下与形而之上的完美结合。这也许是非虚构文学与历史、 新闻、社会学等相区别，使之成就‘文学’ 的一个根本所在。”②这样的论断也是对《苗疆蛊事》的一种揭示，因此，“口述实录”这种“非虚构”策略是对“文体”的一种解放。

    四是众多“旁观者”的行为为小说的“真实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过来验证了“非虚构”的“口述实录”具有的“天生正确”的优势，这近乎成了一时的“霸权话语”。

    比如故事开头警察的破案，因为有了我的参与才使得案情真相大白，对方也作出了巨大的妥协，这才使得故事有了叙事动力。比如楼梯里的“灵异事件”均与这些密不可分，特别是物业公司的保安的种种行径，这也是为“蛊事”真实性作“佐证”。因此，那些“人”都成了“我”的“目击证人”，这是小说家的过人之处。也是一般人所模仿不了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以上四个角度都指向了网络文学的“口述实录体”，无论在结构还是语言上，都体现了“口述实录体”这种“非虚构”文学的独特魅力。

    注释：

    ①孙国亮：《口述与闲谈：小说叙述的 “操作主义语言”与过滤功能》， 《文艺争鸣》 2015年第11期。

    ②王晖：《历史与现实：非虚构文学的独特叙述》，《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1期。

    作者：吴长青

    中国文艺评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小佛作品评论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