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恒达是个遇事喜欢以古看今的人。鲁玉林和李庆兰的结合使他想到了战国时期张仪的“合纵联横”，又想到了汉代昭君出塞与匈奴和亲及唐代的文成公主西嫁松赞干布，这些都具有明显的政治、外交色彩和趋利避害的韬光养晦因素。历史往往是现实的翻版，而且历史上的这些举措大多都非常奏效，它能有效地化解很多政治、军事及外交方面的危急，挽救一个国家或王朝的生存，有时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常常能化腐朽为神奇。一个脑筋活络、出口成章，如今又阴沉不露的鲁玉林本来就够他徐恒达竞争一气的，如今又加上一个风风火火打天下、关键时刻比男人还心狠手辣的李庆兰，这二人的结盟一下子将他们的势力实现了倍增，自己如果稍微不留神，很可能败在他们手里。

    必须寻找一个机会扫除一下自己政治前途上的那些羁绊物，培养和笼络一批跟着自己走，关键时刻能够为自己出力和抵挡风雨的政治同盟和战友，虽然不能靠一次、两次的较量就能削弱陆、李联盟的联姻力量，但至少可以打压一下那些对此欣喜若狂并跃跃欲试的小喽啰们，遏制那些摇摆不定但有明显偏颇倾向的中间势力的的死心塌地。

    他想到了在培训班学习期间其他地区介绍的“三查三整”的经验。

    “三查三整”是沂蒙山革命老区的先进地、县率先掀起的一场思想教育运动，目的是为了加强党的建设，解决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过程中党的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真正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的目标任务。具体内容是“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这场运动，清除了一批参加革命动机不纯、隐瞒自己的阶级成分、有通敌叛党行为或犯有其他明显错误和罪行的党员和干部，这一运动曾得到中央的肯定和好评，并号召其他地区学习推广。

    但如今时过境迁，生搬硬套已无新意，他就借鉴“三查三整”的做法，向县委建议在全县开展“整党、整干、整班子”和“查历史、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查生活、查学习”的“三整六查”运动。

    武大奎漫不经心地翻着徐恒达递过来厚厚的一摞建议方案。建议从指导思想、目的意义、领导机构、实施步骤、整改措施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和阐述。武大奎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他妈的你什么时候变成地委组织部长了？连我武大奎的分工你都可以随意摆布。整什么整，怎么查，还不是标新立异想捞点政治资本？但转念一想，这徐恒达也不是毛嫩轻狂的无知之辈，他平时为人不事张扬，做事很有分寸，从未越级做些无根无本的荒唐事，这是不是地委领导或者那个更高级别的首长的一种点拨或暗示？想到这，心里又不免有些未被重视的酸溜溜的失落感。他随意把徐恒达的材料扔给组织部长张驰，“你先和万通部长看看，看完再把想法跟我汇报。”

    晚上，武大奎抱着电话摇了半天才找到地委领导，他先是把潢源的近期工作作了一番汇报，从县委班子一个个说起，一直谈到区级的一些表现突出的领导，当然也谈到鲁玉林和李庆兰，最后谈到徐恒达，并拐弯抹角地谈到他的建议方案。

    地委领导很感兴趣，“潢源的问题一直很复杂，特别是郑少林事件的教训是惨痛而深刻的，搞一次大规模的整顿清查活动，纯洁我们党的队伍，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密切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我看是非常必要的。我告诉你老武，徐恒达是一个很有思想和水平的同志，首长对他也十分器重，他能做出如此翔实和可操作的建议方案，我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首长的指点和认可。”

    武大奎心事重重地把张驰和万通找来。“徐恒达的建议你们看了没有？有什么想法？”

    万通看了看张驰，“‘三查三整’运动我在蒙阴时参加过，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好的，最后的效果总体也不错，但一到区乡以下，很难把握好尺度，不少地方犯了扩大化的毛病，有的变成互相攻击和内部斗争的手段，也冤枉了几个屈死鬼。至于徐恒达的方案，他的整改里面还强调了学习和治病救人，比起三查三整好操作一些。”

    “你呢？”武大奎问张驰。

    “我和万部长的看法基本一致。潢源的干部良莠不齐，查整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我只是担心对一些年轻的、从外面调来的同志的外调工作难度会很大。”张驰回答道。

    武大奎捋了捋有些花白的短发，“好吧，这样我的心里也就有底了。对潢源干部的清查整顿我早有想法，徐恒达的建议方案也是在我的启发和默许下搞出来的，之前我曾和地委领导作过汇报和沟通，他充分肯定了我的想法和实施步骤，指示我们要在深入细致、注重实效上下功夫。下一步的宣传发动和组织领导就交给你们两位了。”

    县委就召开了全县村级以上领导干部大会。武大奎亲自作动员讲话，张驰宣读了活动方案，徐恒达代表区级领导上台表态发言。

    声势浩大的“三整六查”运动在潢源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沂蒙老区的“三查三整”运动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查整，越往下手段越左，特别是区乡两级被查整得有些过火，清除出党、逮捕法办，甚至当场枪决的都有。县级领导过关以后，他们就腾出时间和精力，瞄准在查整过程中对自己揭查认真、言辞激烈的基层干部痛下狠手，很大程度带有一些报复性质。

    为了防止以上错误的重犯，地委指示潢源县委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查整。查整督导组成员采取各区之间对调互查，以避免本位主义和相互包庇。

    玉河区区委的工作由区长李庆兰主持，区内朝阳乡的党支部书记王建邦是个本地的老民兵队长，对党员发展一直采取“关门主义”，不管谁要求进步，他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予以拒绝或拖延，发展的几个党员不是他的亲戚就是他的本家，群众对此意见一直很大。由于党员数量少，这里的基层组织相对弱化，支前、筹粮筹款等常规工作也常常拖全区的后腿。

    李庆兰到任后发现了这一问题，她派区组织委员到朝阳乡蹲点，发动群众民主推荐入党积极分子，不拘一格发展党员。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突击发展党员六十多人，乡主要领导一言堂的格局终于被打破，村级党支部也普遍健全起来。

    到玉河区来督导“整查”工作的正好是谷阴区派来的督导组，临行前徐恒达就指示他们，查整要找准突破口，要深入细致，不漏死角，特别情况要及时向他汇报。因此，他们到玉河区后就一头扎进相对薄弱的朝阳乡。主要是想在这里发动群众，寻找查整区委班子时的线索和证据。

    在阶级成分上，每个人必须上查三代，还要填写个人历史和个人物品两张登记表。朝阳乡支部书记王建邦是四代贫农，属“金字牌”历史清白的干部，但不少党员对他发展党员采取关门主义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说他把党票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只能分给自家人，在朝阳搞起了家天下。王建邦被揭批得满头大汗，自我批评和检讨又说不到点子上，可怜巴巴地看着督导组成员。督导组知道到玉河区的查整重点不在这些人身上，就轻描淡写地给引了过去，三天后就过关了。然后又循循善诱地鼓励他就朝阳的问题对区委提意见。

    过关以后的王建邦腰杆一下硬了起来，就党员发展问题，他检讨了自己的关门主义错误，然后又返过头来把矛头直对李庆兰，说她指使区委组织委员到朝阳搞突击入党，违背了党员发展的组织程序，是彻头彻尾的“拉夫主义”。督导组成员眼睛一亮，觉得这个提法既有新意，也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就把这新发展的六十多名党员重新拿过来进行仔细审查，发现这些人只有二十七人是贫农，二十九个是中农和富裕中农，还有两个父亲那辈是破落地主，临解放时才一无所有，有一人祖父辈是富农，三人曾祖父辈是地主。

    对照审查情况，督导组建议区委开除了后六人的党籍。李庆兰一看来势汹汹，也没敢硬坚持，就同意了。

    “整查”工作的第二步重点于是就转移到区里。玉河区的脱产干部共有十九人，其中党务干部四人，政权六人，群团五人，人武四人。通过上查三代，每个人的阶级成分都已明了，督导组就重点指导大家相互批评提意见，所提意见主要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揭发出问题以后就进行分析批判，被批判者个个大汗淋漓，诚惶诚恐，不管批判的对与错，没有谁敢反驳的。

    整整五天，区里的绝大多数人都过了关，督导组就把查整重点引导到李庆兰身上。

    李庆兰的阶级成分没有硬伤，从她的曾祖父、祖父到她父亲这三代一直都是刘立仁家的佃户，是地地道道的贫雇农。问题就出在被称作她丈夫的那个人，也就是被她砍死的那个麻风病人，他是大地主刘立仁的儿子，当然也是地主。一个数代贫农的农会干部平时对李庆兰有意见而不敢说，这时便站起来，用颤抖的手指指着李庆兰，“你、你别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有深仇大恨的贫雇农，你其实就是一个应该清算的地主婆。”

    李庆兰没想到第一个对她提意见的会是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平日里唯唯诺诺，屁都不敢放一个，更没想到他提的又是如此尖锐和富于攻击性。她气得嘴唇直哆嗦，长期冷冰冰的双眼也溢满了泪花，嘴巴在那张了半天，可一句话也说不出。

    会场的气氛有些凝重，连督导组的人都感觉这人说话有些过分。

    那个农会干部看了看大家异样的眼光，言辞也不再像刚才那样激烈，只是嚅嚅地嘟囔道：“刘立仁是潢源有名的地主谁都知道，你也当过他儿子的老婆嘛。”

    李庆兰生生把自己的泪水硬挤回眼眶。她舒缓了一口气，又恢复了平日的冷静和威严，“我是怎么进的刘家，除了督导组的同志外，在座的每位同志都清楚。那个耻辱和仇恨我至死都不会忘记，拿这个来说事，其实是拿尖刀捅我的心窝子。我的经历要是被编成戏，我的痛苦和冤仇不比白毛女少一点。”

    “你怎么能和人家白毛女比？白毛女是被地主抢过去的，你是心甘情愿嫁过去的，再说了，白毛女人家把她和黄世仁生的儿子都摔死了，你可好，还宝贝一样地养在你的姨妈家。”那个农会干部反驳道。

    李庆兰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了，她的眼泪哗地流淌下来，“你真不是人做的。你要是还有人种味，我现在就把他带过来，如果法律允许，我能过关，我可以当着你的面把他摔死，可你敢保证这样做不犯法吗？”

    “李庆兰同志，请注意你的身份和形象。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我们是在党内搞‘三整六查’，不是搞无原则的情绪爆发和个人恩怨的宣泄。同志们的意见就是有些尖锐和过火，作为领导同志也应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来虚心对待。”督导组长制止了李庆兰的火气。

    为了缓解紧张气氛，区里的一位负责民政工作的同志站起来，“我给李庆兰同志提条意见。按照上级规定，只有区委书记三年才能发一件棉袍子，两年发一双棉鞋，而你是区长，只是临时主持区委工作，所以你没有资格穿棉袍子和棉鞋，今天应该脱下来。”

    李庆兰又被激火，“这棉袍子和棉鞋不是你亲自送到我那儿的吗？你说这是上级规定，我可以享受这个待遇，怎么现在我又没资格穿了呢？”

    那个干部脸色一红，“不是号召大家提意见吗？怎么一提就火冒三丈呢？”

    “大家有意见尽管提，真理不会因为谁的职务高、权力大就站在谁的一边。对违反上级规定精神，非法侵占的集体财产，该退赔的要退赔，该处理的一定要严肃处理。”督导组的组长鼓励道。

    李庆兰哆嗦着把身上的棉袍子和脚上的棉鞋脱了下来，身上只剩下一件贴身单衣，两个鼓胀胀的**因为情绪激动而一起一伏，两只**的脚不敢放在地上，只好蜷曲着交叉放进棉裤的裤桶里。当时正是春寒料峭的季节，李庆兰一会就冻得全身发抖，加上蜷坐在长条凳上，在听到别人揭发她的工作作风粗暴、和鲁玉林没有领到结婚证就住到一起、生活作风不检点的时候，她的大脑一阵晕眩，从长条凳上一头栽了下来。

    当李庆兰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在如豆的油灯下，鲁玉林铁青着脸在那闷闷地抽烟。李庆兰一头扑进鲁玉林的怀里，第一次对着丈夫号啕大哭，“老鲁，他们哪里是在查整，这分明是在变着法儿来整我啊。”

    鲁玉林抚摸着李庆兰的短发，内心十分复杂和愤懑。“庆兰，我那儿也不好过，他们说我是混进党内的涮客，周小鱼被我镇压是搞杀人灭口。徐恒达的这一招是够阴毒的。”

    “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等着他们来收拾我们。他徐恒达的问题也很多，单讲他的阶级成分他就不纯，他从小跟着他舅舅在青岛生活，带有过继为舅舅送终的性质，而他的舅舅又是工商小业主，后被划成地主，他就是彻头彻尾的地主羔子，他舅舅极端仇视***，那个记录着他反动言论的账本当时被武书记扔掉了，被我捡了起来，现在我还保存着。那老头死后，徐恒达还为他的舅舅鸣冤叫屈，这个武书记都可作证。可以说，徐恒达就是中小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和代言人，这是第一。第二，他有通敌的汉奸行为。那次他在鬼子面前咦里哇啦说的满口都是日本话，当时我是在场的，可他究竟说的什么，我们村谁也不知道。他后来还说送给那个叫羽田的鬼子小队长的材料是徐氏家谱，谁知道是不是和我党我军有关的秘密情报？”李庆兰忽地坐了起来，两眼炯炯有神地对鲁玉林献策道。

    鲁玉林一阵轻松，他把李庆兰紧紧搂在怀里，“不错，你说的这些必须迅速形成书面材料，要找好人证物证，要办就得办成铁案。我没看错我的老婆，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关键时候我的庆兰还是能够力挽狂澜、出奇制胜的。我们应该振作起来，迎接所有挑战。在这个火红的年代里，只有学会斗争，善于斗争，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