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乘车回到河内，又从河内乘车去谅山，再转到同登叫了一辆载客的摩托。我要去的地方是距友谊关大约三十公里的一个边陲小镇，那里的边贸不像浦寨和新清那样繁忙。一片停车的空地旁边，一条南北贯通穿越国境的公路就是这里唯一的街道，两排沿街而建的木板房便是小镇的全貌。

    到达那里的时候，黄昏方至，山坳里的小镇却已早早的暗沉下来。沿街一幢木板房里有人在摩托的引擎声中走出门来，提着一盏煤气灯问我：“是陈汐染吗？”

    我望着那盏煤气灯亮白的灯光映出的面孔，点了点头。

    “我是河内的新同事。”他长舒着一口气对我说，“你总算来了，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星期了。”他这话说得有些诉苦的意思。

    “辛苦了。”我说着又问，“今天出了几车货？”

    “一车都没走。”他皱起眉头叹了口气说：“阮文森的人说，你到了，他们才会放货车通关。”

    “我给阮碧清打个电话。”我拿出手机，却发现没有信号。

    “明早再打吧，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唯一的一部电话也是靠山顶的发射天线和外边联系。而且现在又停电了。”他说着又问我，“吃过饭了吗？”

    我看了一眼这条冷清的小街，“明天再说吧。”

    “我吃饭的时候打包了一盒，你要不介意，随便吃点。”

    我点了点头，“那谢谢了。”

    “没什么，我倒是谢天谢地，你总算来了。”他一面说着，一面走在前面领我去这晚安排的住处，“只是这里条件很差，你恐怕只好将就一下。”

    天色黑下来的时候，下起了雨，起先还是淅淅沥沥的，转眼就成了倾盆的大雨，落在瓦片上的声音仿佛屋顶随时都会塌下来。

    我躺在一张靠墙摆放的木床上，墙缝间渗进来的雨水沾湿了被褥，潮湿令风湿的左肩痛得无法入眠。于是我索性站去窗边，点了一支蜡烛摆放在窗台上。忽然想起年少时孤独的远足，想起如今夜的那个雨夜，想起偏远的山村那一户留我夜宿的人家。

    翌日，天明时分，雨停了，晨曦的阳光落在山顶的国境线上。我推门出去，同事告诉我，这天早晨阮碧清已然打来电话，第一辆货车已过境在对面的小镇装卸。

    下午五点，最后一辆货车从对面的小镇卸货返回。我准备离开这里，回河内去。只是镇长告诉我，镇上有一个人摔断了胳膊，要急着送去谅山。于是我留了下来，让他和我的同事搭乘最后一辆离开的货车先走。

    镇长出于感谢替我安排了一间干燥的房子，并告诉我说，等到第二天一早他就找人用摩托送我去谅山。

    入夜时，山里依旧落下雨来，时骤时疏，雨水敲打在木窗的玻璃上就像催眠曲，加之几日来始终像紧绷的琴弦，一时松懈下来，睡意令风湿的疼痛仿佛也变得不那么明显。

    只是夜深的时候，我被腿上的一阵刺痛惊醒。我开了房里的灯，灯光随着不稳的电压忽明忽暗的照在我左腿的小腿上，鲜血从两个深浅不一的细孔中渗出来，细短的血痕，半凝固的状态。我知道这里多蛇，我慌张的用两只手紧紧地箍住小腿，踉跄的走去门边叫镇上的人。

    左右的邻居被我的叫声惊醒，零零星星地走出门来，聚在门里门外。片刻，镇长带着一个提着皮革药箱的男人跑了进来，告诉我说那是镇上的医生。

    他让我坐在凳子上，看了看我脚上的伤口，又朝镇长说了些什么，然后从他那只老旧的皮革药箱里拿出一支针剂。

    镇长看了看他，用广西口音很重的汉语告诉我说：“是蛇咬的，但你的腿没有肿，没有毒。”接着又对医生说了几句。

    医生于是悻悻地收起那支方才拿出来的针剂，一脸埋怨地看着镇长，没好气的说了几句，接着两人又争执了几句。他们说话很快，我只听懂了一点，医生大概是在埋怨镇长这么晚把他叫起来又没有钱赚。

    但镇长依然笃定的告诉我说：“咬你的蛇没有毒，你给他两万盾做诊费就得了。”

    可我依然不放心，我从钱包里拿出两张五万盾给了那个医生。镇长看着他接过那些钱，催着他离开。只是他又拿着一把手术刀在我伤口的地方比划着说了几句。

    镇长告诉我：“他说，如果你不放心，他可以帮你在伤口放血。”他一面说着一面又对我强调，“你信我的，没有中毒。”

    我犹豫了片刻，依然告诉他：“让他放血吧。”

    镇长无奈的把我的话说给医生听。

    他于是又从药箱里拿出另一支针剂，让镇长告诉我，那是麻药，一支三十万盾。

    我不确信他说的麻药是什么，我知道这里很多人染上毒瘾都是从那些所谓的麻药开始的。我告诉镇长，我不要麻药，让他就这样割开伤口，并且拿了几张五万盾给医生，其中两张给了镇长。但镇长只是无奈地叹着气把他手里的钱也塞给了医生，瞪着他嘱咐了几句便转身走了。

    我借来一支手电筒，照着医生在我伤口的地方利索的割开一道细口，忍着痛看着那些流淌的猩红的鲜血，确信果真没有中毒，这才放下心来。

    这一晚，我再无睡意，整晚的亮着一盏灯，坐在一张桌子上，看着腿上的那块纱布，虚惊一场的庆幸之余，又不免回想着之前的一幕觉着自己的可笑。

    第二天一早，镇长找人用摩托送我去谅山，临走前，还请我在镇上的餐馆吃了一顿早餐。

    送我的人把我带到谅山的郊外通往河内的公路，陪我等着，直到一个小时后，一辆白色的丰田小巴经过。他替我拦下了车，我付给司机五万盾的车费，然后司机给了送我来的人一万盾。

    去河内的途中，我接到黎青莞打来的电话。我告诉她，我已在回河内的路上。

    她问我：“有没有时间见一面？”

    我看了一眼腕表，对她说：“我乘这晚九点的火车去西贡，时间应该来得及。”

    她于是不再多问，只在挂断电话前说了一句，“我在这里等你。”

    在到河内之前，我都没明白她那句话的意思，直到我在终点站下车，看见她撑着一把蓝色方格的雨伞站在车门边。

    我看着她默然一笑。

    她默默地移过雨伞来，半边遮住我头顶的细雨。

    “我没关系，雨不大。”我看着她另一侧淋在雨中的肩膀，将雨伞朝她那边推了推。

    她又把雨伞靠向我这边，看着我走路的脚。伤口的疼痛令我走起路来有些一高一低。

    “腿怎么了？”她一面问我，一面停下脚步看着我那条腿。

    我低头看了一眼裤腿上昨晚沾上的血渍，“没事的，只是破了点皮。”

    “发生了什么事？”她这样问着，又看见不远处的出租车，朝它招了招手，对我说，“先上车。”

    上车时，她没有和我坐在后座，而是坐在前面的副驾驶座上。每逢塞车的时候，她就会去摁住计价器。我问她那是为什么，她回过头来一笑，说那样计价器就会暂停，在河内坐出租车的人几乎都会那样做，因为停车的时间总会比行车的时间长。

    一个小时后，出租车在中德桥附近停下来。下车后，黎青莞指着路桥不远的地方告诉我，她就住在那里。

    那是一片沿着河道而建的红砖小楼，像旧时的石库门，却也不尽似，楼与楼之间的排列没有规律，亦没有弄堂，从一条细窄的水泥路进去，就像是走进了一个迷宫。黎青莞领着我绕过一幢又一幢的房子，去到她住的地方。

    进了楼门，楼里的格局就像年幼时住过的筒子楼，只是却也不尽似，一条俨然阳台的长长的走廊空空荡荡，连着一户又一户人家的房门。

    “进来吧。”她一面去开门，一面回过头来叫我。

    我跟着她走进那个三室一厅的房子。这房子的客厅形同虚设，三米见方的空间仅有一面封闭的墙，一面通向如今被用来当作客厅的主卧，另一面是通向走廊的过道。过道的一边是厨房和卫生间，另一边是两间小卧室。沿着过道走到尽头，推开一扇木门，便是一个很大的阳台，这阳台是楼房结构于二楼多出来的，像旧时的高晒台。三十平米的露天平台上布置着花架、秋千椅和各种盆栽，雨后初晴的阳光里，俨然一片秘境。

    我走去阳台，好奇地坐去花架下的秋千椅上，忽然想起年幼时门前的榕树，想起那棵树下父亲用木板为我做的秋千。

    黎青莞从冰箱里拿了两罐啤酒出来，递过一罐来给我。

    “这里很安静。”我听着吹过的风里远处的喧嚣，像耳边的窃窃私语。

    她默然一笑，在一张藤椅上坐下来，又看着我的那条腿说：“热水器要等一个小时。”她说着又看着我脸上的胡子，“卫生间里有剃须刀，但已经很久没用过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我笑说：“没关系，剪刀也可以。”

    她不解地扬起眉心，转而又一笑。

    这之后，彼此便是漫长的沉默，尽管都想要寻一些话来说，却又似乎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于是就那样静静的面对面坐着，有时望见彼此的眼神，尴尬的想要说些话，却又一时的语塞。

    我看了一眼腕表，“我先去洗澡，这样的天气，其实冷水也没有问题。”

    她于是也随着我站起身来，一前一后走进门去，又从厨房拿了一卷保鲜膜给我，“洗澡的时候用的上。”

    我会意的撕下长长的一截，卷起裤脚，缠绕在伤口的地方。而她始终站在一旁，安静地看着我，直到我站起身来，一时的四目相对。她拘谨的一笑，拿过我递去的保鲜膜，转身去了厨房。

    在我洗澡的时间里，我听见外面传来的门铃声，只是当我从浴室出来的时候，这房里却没有其他人。

    我闻着空气里食物的香味走去厨房，黎青莞一面调着鱼露，一面转过身来告诉我说：“楼下的邻居送了一盘饺子。”

    我好奇的朝那盘子里看了一眼，看着那些油炸的有手掌那么大的饺子，笑着告诉她说：“像韭菜盒子。”

    她问我，“韭菜盒子是什么？”

    我指了指那盘饺子，“就像这个，只是里面会包上韭菜和鸡蛋。”

    “这里面是粉丝和猪肉。”她笑着端起一碟鱼露和那盘饺子，又看了看另一碟鱼露对我说，“帮我拿那个碟子。”

    “也许我们可以去阳台上吃。”我说。

    “有灰尘。”她笑着摇了摇头，走去那个被用作客厅的卧室。

    吃饭的时候，她又问起我脚上的伤。我于是把昨晚发生的事说给她听。她听了忍不住笑起来，止不住的笑。我第一次见她笑的这么开心，全然不似以往的拘谨。

    笑过之后，她又问我：“为什么不听镇长的？”

    “我怕会死。”我点了一支Marlboro，尴尬地笑了笑，“要不是昨晚的事，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这么怕死。”

    “没事就好。”她温婉的一句。

    “没事。”我看了看腕表，“等一下我去买火车票。”

    她在我的话里沉默下来，许久，才问我：“回西贡去？”

    我点了点头。

    她于是又刻意地微笑着问：“有人在西贡等你？”

    我沉默地一笑，没有说话，安静地吸着那支Marlboro。

    她不再问我，把碟子放进空空的盘子，端去厨房。

    我从提包里拿出我的护照，走去厨房的门边告诉她，“我先去火车站买票。”

    “好。”她背对着我，说话时甚至没有转过身来。

    我在门边换了鞋，准备出门的时候，她却又从厨房里匆匆地走来对我说：“不如明天再走。等你的伤好一点再走。晚上你可以住在这里，靠近阳台的那个房间没有人住。”

    我想，这样或许也好，也许晚一点回去，Trista就不会察觉我腿上的伤。也或许，我这样想也只是给自己一个留下的理由。

    在我告诉她，我去买明天的车票的时候，她不经意的露出一副笑脸，“等一下我就帮你收拾房间。”

    我感谢地点头一笑，转身推开那扇门，下午的阳光照着对面的玻璃窗，折射在脚边，海浪一样的金色。我忽然又想起那个下午的海云岭，想起那片阴霾的天空，想起云缝间的阳光落在灰色的海面的摸样，仿佛也是这样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