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写一篇怀念汪曾祺先生的文字。这样的念头，最初听到汪老辞世消息的时候就有了。然，一直不肯动笔。自己心中觉着，汪老这样的大家，哪轮到我这样的无名之辈来写怀念文字呢？虽然，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曾得到过他老人家的帮助；虽然，我的文学创作一直追随着他老人家，是个不折不扣的“汪迷”。转眼间，这样的念头，存于心底十年矣。也就是说，汪曾祺先生辞世已十年了。无意间，得知汪老故乡要为他老人家逝世十周年做点事，我的内心有说不出的情感在涌动。这涌动着的情感，使我不得不坐到电脑前敲打出久藏心底的心音。

    几乎和所有的“汪迷”一样，最早读到先生的小说是《受戒》，万般惊奇地发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惊奇之余，总也忘不掉小说中那个小和尚望着小英子“歪”荸荠留下的脚印塘发呆的情形，真想把自己的脚也悄悄印在小英子的脚印塘里，那痒痒的滋味一直痒到我心里去了，竟而自己心里头变得甜滋滋的。自然也为《受戒》没能拿到那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而愤愤不平，心中不爽。好在次年的《大淖记事》弥补了这一缺憾。其时，汪曾祺先生创作势如泉涌，每发一篇小说都是反响热烈。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些小年青迷他的小说到了近乎痴狂的程度。1985年苏州“江南雨”笔会上，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个年青人，人手一册汪老的《晚饭花集》，每天必读那是自然的了。我和当中四五个更好一些的朋友，临别时便在汪老的书上各自写上了彼此的心愿和祝福。《晚饭花集》成了我们那帮文学青年之间相互鼓励的最好纪念。这当中就有今天在江苏文坛比较活跃的荆歌先生。

    我们就这样一路读着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一边追寻着自己的文学梦想。1992年漓江出版社出我一本散文集《楚水风物》，是我的同乡好友、著名青年文学评论家王干先生给写的序。想着他是因一篇关于汪曾祺先生小说的评论而走上文学评论之路的，跟汪曾祺先生关系非同一般，而我写的这一组风物，与汪曾祺先生著名的散文《故乡的食物》中所写物产十分相近，我用笔风格是一直追随他老人家的。心中就想，如这本小册子能请汪曾祺先生题写个书名，那该多好啊。于是，把心中的想法和王干兄商量，请他帮忙。原本也只是试试看的，不想汪老没作半点推迟，爽快地题写了书名：“楚水风物”。因为事先没怎么好给他老人家提太多要求，心想只求个有就成。谁知汪老用宣纸题写了两幅书名，一幅为竖题，一幅为横题，托王干兄转交给我。说实在的，捧着汪老题写的书名，我内心真是激动万分。他的字，典型的文人字，儒雅得很，求他字的大有人在。而我这样一个无名小辈，没请他抽一枝烟，没请他喝一杯酒，没有一丁点付出，却得到了他老人家如此厚爱，这无疑将激励我继续走好自己的文学之路，继续自己的文学追求。

    说实在的，较早读出我的小说有一股“汪味”的是著名作家陈建功先生。那是1987年，《中国青年》杂志社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小说处女作征文，我的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在第5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杂志社还为小说配发了专家点评——陈建功先生的《读后信笔》。陈先生在点评中说：“这位作者的另一点可贵之处是，他开始意识到，要写出‘味儿’来了。比如作品中那远距离的叙事态度，不是确实有了一种冷隽的观照的‘味儿’吗？最典型的，是《祥大少》一篇前五个自然段的起首，一律以‘祥大少’三个字当主语。而《谭驼子》一篇，前五个自然段照例以‘谭驼子’三字冠之。《二侉子》一篇小有变化，但第二自然段则是一连串的‘二侉子’为主语的单句。我想，这都不是随意为之的。这里面渗透着作者对一种叙事调子的追求。不过，这种叙事调子怎样才能更加独树一帜，以区别于汪曾祺先生的某些小说呢？大概这也是作者正在思索的突破方向吧？”

    时隔二十年之后，我的一部32万字的长篇小说《香河》面世。在《香河》研讨会上，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二十多位作家、评论家、电影导演，以及泰州、兴化的有关领导对这部全景式描绘里下河兴化民俗风情的长篇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小说以细腻抒情的散文笔法，生动地描述了苏北水乡的民情民俗和生活故事，是一幅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风俗画卷。研讨会上，有一位喜爱汪曾祺先生作品的评论家对我说，看了你的〈香河〉，我想汪曾祺先生如果进行长篇小说创作，大抵如是。初听此语，我连连摇头，“不敢当，不敢当。”这部小说虽然引起了《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艺报》、《文学报》、《中华文学选刊》、《江苏作家》等众多报刊、网站、电台、电视台的关注，但无论如何是不可与汪老的创作相提并论的。转而又想，这说明这么多年我对汪曾祺先生文学创作风格的孜孜追求有了一些成果吧。这在著名作家赵本夫先生为《香河》所作的序中亦可找到佐证，他称《香河》是“一部里下河兴化版的〈边城〉”。《边城》为汪曾祺先生的恩师沈从文先生所著，汪曾祺先生师承的便是沈先生。如此，这中间的脉络便十分明了了。无怪乎有评论这样说：“看《香河》，不难发现沈从文、汪曾祺对刘仁前的启发和影响，不同的是，《边城》、《大淖记事》只有开篇逶迤而下了三两节风土人情的描写，而《香河》却贯穿了全篇。由《边城》、《大淖记事》，沈从文、汪曾祺告诉人们，小说也可以这样写，风物、风情的描写，可以绕开惯常小说以人物和故事拿魂的先例，而成为小说立篇的灵魂。《香河》既出，我们可以看到，刘仁前把小中篇《边城》、短篇《大淖记事》怎样消化到了肚子里，又如何把这种小说的叙写方式推到了极致，写成了长达32万字的长篇。”我心中暗想，用自己的作品来怀念汪老，让汪老的文学创作风格为后辈所承，绵延不绝，岂不幸哉？汪曾祺先生泉下有知，该开怀畅饮了吧？

    汪曾祺先生健在时，我虽未能与先生谋面，自然也不能亲耳聆听先生教诲。但我与先生的亲友倒是有些交往，他在省泰中教数学的外甥赵京育先生曾说过要好好写舅舅的回忆文章，我倒是极力鼓励赵先生写出来，便允诺我所在的《泰州日报》可以为他开专栏的，其时我已调任《泰州日报》副总编辑。遗憾的是，至今没见赵京育先生的回忆文章。前些年，我也曾专门去高邮“汪曾祺文学馆”参观过，到座落在高邮城北门外东头竺家巷“汪曾祺故居”拜访过。在我看来，先生为人为文的理念是一致的。就其为人，他的那句“多年父子成兄弟”一直被传为美谈，仔细了解先生之后，方知此语出自先生之父汪菊生先生之口，亦可见汪氏家教一脉相承；再就为文而言，“不求深刻但求和谐”可谓引领当时文坛风骚，开风气之先。而这二者本质则完全一致，说到底不就是当下颇为时兴的两个字么，和谐！因而，在汪先生的故居，我应先生小妹夫之邀，提笔写下了一句：“汪曾祺先生为人为文千古流芳”。此句虽俗，心意却是诚的。

    今日正是清明，千家万户都在祭扫先祖亡灵，虽没有纷纷细雨，但因焚毁纸钱而升腾起来的浓浓雾气，一样潦人思绪。我想，汪曾祺先生墓前，他的后人一定也在祭拜吧，我是不能在他老人家墓前行礼了，谨以此文奉上自己深深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