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春上，我家的门前新增了一个烧饼摊子，卖烧饼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人很瘦，看起来却有精神。那时候我家里开饭馆，路对面是界师附属小学，在解放四大街是个挺热闹的场所，他的生意也不坏。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吃他的烧饼，常常要我去买，一来一去，两天就跟他很熟快了。说来惭愧，十多年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只知道他姓赵，周围的邻居买烧饼时也是直呼其姓，赵就乐呵呵地回应着，一手接过钱，一手递过去热乎乎的烧饼。邻家的年轻人还有我家饭馆里的厨师跟他开玩笑，喊他“馍罩头”或是“捞笊篱”，他也全不在意，眯起了本来就不大的眼睛，笑得额上皱纹条条呈现。

    赵跟我家非常熟悉，没人买烧饼的时候就到饭馆里叙话，见了我父母一口一个大爷大娘，十分亲热。虽然是见人自来熟的性子，我揣摸着因为是在我家门口做生意，赵其实是希望我的父母能够照顾他一些。我每次去买烧饼，他都会特意为我父亲制作两个洒满芝麻的大号烧饼。第一次拿到了这样的烧饼，父亲很不安，要我给赵一块钱，父亲说人家小本小生意，不能赚人家的便宜。我把钱拿给赵，可是他死活不收。赵说老弟你把这钱拿回去，俺大爷吃两个烧饼算啥，他老人家照顾我照顾得够多了。争来争去，他只收了我五毛钱。1993年那时节，一个烧饼卖两毛，可是赵给我父亲特意打的那两个烧饼用料顶得上四个，五毛钱也许本都不够。于是父亲每次想吃烧饼的时候总是叫我到北面小猪子行门口去买老朱的烧饼，又怕赵说不买他的烧饼了，就安排我每次去买老朱的烧饼回来要把烧饼揣在怀里，别让赵看见了——这感觉跟做贼似地好玩。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老朱忽然不打烧饼了，转行炸起了米花子，父亲只好还要我买赵的烧饼。得,我每次给赵钱总是像打仗一样!

    烧饼是界首常见的食物，就是现在卖烧饼的也到处都是，价廉物美嘛，自然长盛不衰。话又说回来，做这一行生意没有赁门面房子干的，全部是在街边，赵自然也不例外。赵在背街赁了两间便宜房子住，每天早上推着烧饼摊子出来，晚上再推回去，吃饭也就是两个烧饼再喝点开水如此简单。一个烧饼摊子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的流动烧饼作坊，全部家伙都在摊子上，说起来的确让人惊叹劳动者的智慧。烧饼摊子的框架是使用角铁焊成的，长方形，后面留有两个木把手。前面是制作烧饼的炉子，用一个直径不到一米的铁皮圆桶改制，炉内搪上厚厚的黄胶泥，炉口一拃圆，四周覆有干净的白洋铁皮，做好的烧饼就放在白洋铁皮上边。后面角铁面上则是整张干净的白洋铁皮作为案板，和面及揉制烧饼坯子全部在案板上面完成。案板的下面放着面盆、面袋、煤桶以及其他适用的东西。这个长方形的摊子是靠一个架子车上面常用的大架轱辘承载的，每次赵压着木把手把烧饼摊子推到做生意的地方，我若在旁边站着，他总是会喊我帮他把一个几块木板耵在一起的垫脚凳子从案板下面拿出来，放在烧饼炉子下面，这样的话，从案板到炉子是一条线持平的。停稳了摊子，赵从案板下面把盛煤的小桶拿出来，用一把小煤铲挖了些实现用水和好的湿煤，添在烧饼炉子里面，又用一个小扫把将炉子内膛扫了一圈，炉子这一块的准备工作算是完成了。把煤桶掂到不碍事的地方，就可以做烧饼坯子了。收拾好案板，把备用的瓶装材料拿上来，面是事先和好的，在案板下的面盆里醒着，上面盖着一块干净的湿白布。赵伸手从面盆中揪下一大块面，在案板上洒点干面粉，把柔软的湿面揉成软硬适当的长条面团，一天的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了。做了几十年的烧饼，从那个长条面团的一头飞快地揪下一个个面剂子，不用称量，绝对轻重大小都一样。烧饼分甜咸两种，做法略有不同。咸烧饼是先用手把一个面剂子搓成一拃左右的长条，用并排四指按扁了，随即伸手从事先备好的广口罐头瓶内挖出些许泡在食用油内的葱花配料抹在扁平的面条上，然后利索地竖着对折一下。做完了这道工序，这个长长的面条便被赵卷了起来，竖着用掌根压平，这个烧饼坯子便是完工了。做甜烧饼与做包子类似，没有咸烧饼的工序复杂，面剂子直接用手掌压成扁平的面条，赵用手从糖罐里面挖些糖放在扁平的面条上，从四周边拢边压，使之成为一个略近圆形的面饼即可。当圆型与手掌型的烧饼坯子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一般是十个左右），凭着经验赵把炉火拨大一点，然后左手端起盛糖稀的广口罐头瓶子，右手拿起放在瓶子里的一个软毛刷子，蘸了糖稀在每个烧饼坯子上面都轻轻刷刷。放下糖稀瓶子，再从盛芝麻的罐子里伸手捏了些芝麻，均匀地洒在每个烧饼上。现在这些烧饼坯子算是完工了，可以放进烧饼炉子里面烘烤了。

    打烧饼这一行满艰难的，夏天太热，炉火烤人；冬天又太冷，面团着手冰凉，冬天赵把烧饼放进炉膛里面的时候，总是要停顿一下。做好的烧饼坯子是用手托起直接贴在光滑的炉膛上的，每托起一个烧饼坯子，赵总要用对这个烧饼坯子简单地修整一下，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它更适合贴在炉膛，这已经成为他一个认真的习惯了。当准备好的烧饼坯子全部贴进炉膛里面，按经验判断，第一个贴进去的烧饼也应当烤熟了。他拿起放在身边的铁制火搛，跟平时用来夹去蜂窝煤球的火搛不同，从烤炉中取出烧饼的火搛顶端是锅铲般扁平的，便于从炉膛上铲下烤熟的烧饼再把它夹出来。赵微微侧头，从烤炉口看准要夹的烧饼，火搛从烤炉口探进去，贴着烧饼边缘轻轻向里移动，手臂向上一提，便将一个散发着熟透面香的烧饼夹了出来，松开火搛的握柄，那个做好的烧饼便轻轻跌落在炉口边的白铁皮上。赵顺手把火搛横放在炉口旁，左手拿起那个烧饼，右手用一块事先备好的白布在烧饼背面轻轻拍击。这也是一道修整工序，要知道烧饼是贴在烤炉壁上烤熟的，烧饼的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黑色的炉灰粘在上面。他就这么周而复始地做着同样枯燥的动作，直到炉口边缘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成品烧饼。他才歇息一下，从兜里拿出一个有些瘪的烟盒，捏着烟尾巴把延伸到炉膛里面，提出来烟头闪着红点，可以美美地吸一口了。赵是舍不得吸好烟的，一块钱一盒的《钟鼎》对赵而言已是不错的待遇了。我父亲遇到他的时候总是会从自己五块钱一盒的《阿诗玛》中拿一支给赵，赵也不推让，笑眯眯地接过来，用炉火点燃了，算是过过好烟的瘾。

    父亲说赵的日子生生是被他的孩子拖累了，说起来神色有些黯然。我认识赵的时候他有三个女孩，最大的也上五年级了。不过，赵还是想要一个男孩。

    “老弟你不知道，”说起来，他的脸上透着不安，“在农村没有男孩会被人家瞧不起的。”

    “计划生育这么紧，”我问他，“老哥你能承受住吗？”

    “多少也得承啊，”他闷闷说，“没有摔老盆的，下辈子怎么过？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咋能指望她们养老嘞。”

    我们皖西北的习俗，长辈的过世，所有的直系亲属都会在一个黄泥烧制的瓦盆上用锥子之类的锐器，轻轻钻出一个个小洞，为的是能让老人在地下喝上清水。起棺之前，这个瓦盆就放在孝子面前，阴阳先生计算着时辰一到，喝一声起棺，孝子便用力将这个瓦盆摔碎在棺前。久居小城，我身边是两个闺女，对男女平等视同寻常，但是我能理解老赵哥的心情，纵然他被村里罚了个墙光屋净，他还是想要一个大胖小子，虽然读书不多，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的思想观念却是深深镌刻在他的心上。每到中午和傍晚的时候，赵的妻子常常为他送饭，一大茶缸的菜叶面条就是改善生活了。赵吃饭的时候他的妻子便在摊子前熟练地做着烧饼坯子，看得出是个能干的女人，只是生活质量太差，加上生孩子后过度劳累，营养又跟不上，头发零乱，面黄肌瘦，三十多岁的她格外显老。待赵吃完饭，她用一块白布裹上几个烧饼连同茶缸子一块带走，不用给家里的孩子买馍了。三年后赵终于添了一个男孩，他高兴得逢人就说，那份流露在脸上的喜悦之情，让我一辈子也是忘不了。

    我也是跟人自来熟的性子，有事没事，也到赵的摊子上跟他闲聊。不接触赵的人，单看外表，会以为他是一个木讷老实的乡下人。跟他混得熟了，才发现他也是一个比较“色”的人，总喜欢跟常来买烧饼的大姑娘小媳妇说些无伤大雅的笑话，也有把人家女同志说急了自家屁股上被追着踹了一脚。

    “老赵哥，”我说，“你不怕嫂子听见了，晚上叫你跪在床头啊？”

    “不怕不怕，”他笑眯眯地说，“我膝盖上都是膙子。”

    我一时接不上口。赵望望四周无人，很热切地问我手里有没有黄色录像？我忍不住笑了，他连录像机都没有，问这个有什么用呢？看他的神情又是极认真。

    “我没有录像机，”我说，“这你也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他脸上露出了**的笑容，“但是你的朋友手里一定有，对不？想方法从你朋友那里搞两张封皮儿，让老哥过过干瘾。”

    这个我可没法答应他，跟朋友张嘴直接要吧拉不下脸面，偷又不值得去偷，不过，两年之后倒是满足了他的这个小小愿望。1995年初，我的朋友松山开了一家武术玩具店，常到义乌进货，那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什么希奇玩意都有。有一次他送我一张烟盒大小的美女卡片，是半身像，穿着黑色上衣的女子表情妖媚异常。乍看没啥特色，松山把图片靠近台灯灯泡片刻，拿下来，那女子的上身**裸的，原来那黑色衣服是一种特殊的染料。这张卡片在我手里放了两天，我决定把它送给赵。拿给赵的那天是星期天上午，小孩子不上学，街上人少。我把卡片递给他，问赵要不要。赵不要，赵说老弟你得给我找光屁股的，不要这样的。我笑了笑，伸手摸了一下烧饼炉口处的铁皮，立时又缩了回来，烫手。看周围无人，我把卡片扔在那铁皮上，不到三秒钟辰光，美女衣衫尽褪。我掂起来，在赵的面前晃了晃，扭头就走。我没走两步，赵就拦住我，握住我拿卡片的手：“老弟台，这个给我吧。”

    “你不是不要吗？”我笑问。

    “刚才不知道这么好玩，”赵一脸的恳切，“咱哥俩这么好，你本来就是给我的，对不？”

    我不再逗他，松了手，赵立刻把它放进了里面的衬衣口袋。不过这个卡片在他手里并没有藏多久，收麦的时候他回乡下打场，因为热脱了外套，他弟弟看见他的口袋里有一张美女卡片，好奇地问他从哪里找的？赵说是拾的，他弟弟也没在意。赵的外套是放在场边的石磙上的，秋天的中午太阳狠毒，晒得石磙烫人，结果秘密被到石磙旁边喝水的弟弟发现了，就地吃馍，进了不出，不给他哥了，赵也无可奈何。赵说这张卡片被他在广州打工的弟弟带到那边去了，不知怎的，后来找不到了，问我能不能帮他再要一张。我答应了他，可是松山生意不好，很少去义乌进货，只有让老赵哥失望了。

    那时候，我家的味鲜楼在界首也顶有名气，公家的酒场不少。饭馆生意红火的时候赵的生意也不错，食客酒饱饭足不想吃面条的时候通常会从他那里拿烧饼，一般最少十个。公家酒场多，帐却难要，新领导不认旧账，老领导签字没用，到1999年左右，我家的饭馆因为外欠账太多干不下去了，只有关门大吉。我家的饭馆不干了，赵的烧饼摊子也开始常常换地点，白天还在我家门口老地方，下午五点多，他就把车子推到健康路与人民路的交叉口，那里晚上干小吃的多，有生意。因为在解放四大街熟快人最多，他每次到我家南边的粮油店买面，总要到我家找我父亲叙叙闲话。等到沙河电影院推倒改建，原有的夜市小吃群集体搬迁到健康路与人民路的交叉口，那里人气超旺，赵的烧饼摊子也就固定在那里了。我每次路过那里，他只要看见我，总会喊着老弟把烧饼朝我手里塞，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如果要到那边办事，只有绕点远路。不过，2003年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的烧饼摊子不见了，留出的空位立刻被一个新的烧饼摊子所占领。向身边的邻居打听，得到的回答也是不同。有的说赵的闺女初中毕业后在外面打工挣了钱，把赵接到外地享福去了；也有人说，赵的闺女在上海打工，有了立脚地，赵也就跑到上海去卖烧饼了，多挣少花，供他的宝贝儿子上学。不管那一种说法是正确的，我都希望我的老赵哥日子过得幸福安康。